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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部


民政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我部法制工作的意见》的通知
民政部


各司局、各直属单位：
为适应新形势下民政工作改革开放的需要，加强我部法制工作，一九九四年第八次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加强我部法制工作的意见》。现印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

关于加强我部法制工作的意见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大量的社会行政事务管理要通过民政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来实现，只有把这些行政行为纳入法制的轨道，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提高行政效能，并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重要性，
并对各部门今后的法制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政府法制工作的决定》精神，努力开创民政工作的新局面，现对加强民政部法制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积极做好民政部法制工作的规划及其落实工作。
从现在到本世纪末将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重要时期。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健全的法制作保障，因此，法制建设将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涉及全局的一项重要工程。就民政工作而言，经济体制的转轨，必将加快各项业务工作的深化改革，以便和各项重
大体制改革相接轨相配套，因此也就必然要求民政法制建设工作紧紧跟上。民政法制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以社会保障法规为主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民政法规体系。要严肃执法，努力完善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有计划地组织执法检查工作；深入开展法制
教育，按时完成民政“二五”普法工作；认真做好行政复议工作；加强民政法制建设综合调研和理论研究工作；建立起民政法规数据库。在立法工作方面，要把建立健全社会保障的立法作为重点，积极组织和完成《社会救济法》、《退役士兵安置法》的起草工作；组织和完成《村民委员会
组织法》的修订工作；积极参与《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起草工作；抓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现役军官退休安置条例》、《结社法实施细则》、《殡葬管理条例》、《社会福利企业管理办法》的起草和修订工作。
二、强化部法制工作机构的参政议政功能，建立正常的法制工作程序。
民政部法制办公室是民政法制工作的专门工作机构，具体承担民政部机关和全国民政系统法制建设和法制理论研究的综合管理工作，其任务是对全国民政系统的法制建设工作进行规划、指导、协调、监督、服务，协助部领导通过法制手段贯彻落实重大决策，为中心工作服务。为使民政
法制工作真正发挥影响全局的作用，应充分发挥部法制办的参谋助手作用，将法制工作列入重要议程，并建立统一的法制工作程序。（一）凡涉及部里两个业务司以上的综合性立法项目，由法制办公室牵头组织起草工作；（二）凡部里各司在本司业务范围内的立法项目，法制办公室积极参
与起草工作；（三）凡提交部务会、部长办公会议研究讨论的有关法规性文件，事先须经法制办公室审核修改；凡部里上报及下发的法规及法规性文件，必须经法制办公室会签；（四）凡涉及部里立法的问题，统一由法制办公室负责与国务院法制局联系；（五）凡部里及司局组织的有关法
制建设方面的国内外的调研、考察工作，法制办公室应派人参加。
三、加强民政部法制办公室的基础建设和自身建设。
民政立法和执法的任务极为艰巨，因此必须有必要的经费作保证。法制建设所需经费有法制办公室统一编报，交计划财务司审核办理。
选配素质高、能力强、德才兼备的干部充实法制办公室，并为他们提供业务学习和业务培训机会，提供必要的图书、信息设备及办公条件。法制办公室要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岗位责任制及成果与政绩考核制等规章制度，努力提高工作效率。法制办公室工作人员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提
高自身业务素质，把法制办公室办成一个团结、高效、廉洁的集体。
四、加强对法制工作的领导。
民政法制工作是涉及民政工作全局的重要工作之一，各级领导必须给以充分的重视。各司局要确定一名主要领导负责与本司局有关的法制工作；部法制办公室负责协助部领导具体处理民政法制建设问题，同时就法制建设问题与各司局进行联系，协调各司局之间的关系。



1994年4月27日
近年来，我国频频出现因个人、媒体或者非政府组织批评实力雄厚的公司集团而被后者提起“天价赔偿”诉讼的案件。尽管这些案件往往因大公司集团面临的舆论压力或道德谴责而以和解告终，但是它所产生的“司法威胁”和“寒蝉”效应却非常明显:很多公民和媒体不再敢公开批评大的公司集团、政府部门等，因为他们害怕因此惹上“昂贵”的官司。这一类新型诉讼的出现对传统民事诉讼法律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正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应当对这一类新型诉讼作出回应。

　　在传统民事诉讼上，通常有两项措施来保障诉讼程序的进行和正义的实现:一项是诉讼费用制度，即在诉讼开始前按照诉讼标的的大小向当事人收取一定的诉讼费用，目的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滥讼和浪费司法资源;另一项是对于法无据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判决败诉，目的是为了在具体案件中实现正义。然而，上述新型诉讼的出现使得这两项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质疑。这类诉讼往往是由实力雄厚的公司集

　　团(也可能是政府机关等)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对个人或者一些非政府组织提起诉讼，要求天价赔偿。这些原告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诉讼费用对他们不是问题，他们甚至可以将其转移到生产成本中，相反，高昂的诉讼费用特别是律师费用对被告来讲反而成了一道巨大的障碍;最后的判决结果对他们无足轻重，他们在提起诉讼之前就知道胜诉的可能性很小，他们只不过是想利用繁琐的诉讼程序向对方乃至社会大众传达某种信息。虽然许多国家有“恶意诉讼”侵权制度(我国学界亦有类似的建议)，但是由于“恶意诉讼”的认定门槛较高，上述新型诉讼很难构成“恶意”;并且即使最终被认定为“恶意诉讼”，也是在终局判决之后对受害人进行赔偿，这在时间上对被告极为不利。这类诉讼的存在要求对传统的诉讼机制进行变革。

　　这类诉讼被美国的学者称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并且这一术语后来在许多国家都获得了认可，用来指那些因非政府主体就公共利益事项行使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公开发表了意见，而据此对其提起的请求损害赔偿或者禁止令的民事诉讼。这类诉讼有以下几个特征:在主体上，一方往

　　往是经济实力强大的公司集团或者政府部门，而另一方则是经济实力较弱的个体、非政府组织等;在起因上，往往是因为被告对原告进行了批评或者作出了其他不利的评论;在诉由上，通常都“伪装”成名誉侵权之诉，但也有以商业侵权、侵犯隐私、滋扰等普通诉讼理由提起诉讼的;在诉讼金额上，通常都提出远远超出被告经济承受能力的“天价”赔偿额;并且这些诉讼通常都缺乏法律上的依据，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80-90%)。这些特征同时也是判断“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标准。

　　在明知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大的公司集团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诉讼，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赢得诉讼，而是将起诉作为一种策略，达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且也阻止其他人进行类似活动的目的。这类诉讼的实质就是通过玩弄诉讼程序，来对被告进行“司法威胁”、“法律恐吓”，使其不敢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公众参与等权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诉讼所产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胁”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讲:第一是对诉讼的被告所产生的“特殊威胁”作用，被告往往因为繁琐冗长的诉讼程序而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济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类似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第二是对一般公众和公益组织所产生的“一般威胁”作用，其他公众和组织也会出于对这类诉讼的恐惧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益组织会收缩或者撤回其在争议问题上的教育、培训项目以及公众援助项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胁”弱势群体和公众的工具，这会严重危及到公众对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最终危及到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基于这类诉讼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经过3年的立法博弈，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第9号法案，对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进行修改，以“防止对法院的不适当利用并提升言论自由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省份。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2年就通过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已有29个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的发展趋势。

　　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立法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预。在原告提起诉讼以后，允许被告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当然被告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除非原告证明了其获得胜诉判决的合理可能性，否则法院将批准被告的请求，驳回起诉。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诉讼程序包括证据开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过繁琐的证据开示程序达到“威胁”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预的实质是在审判开始前就对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进行审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威胁被告的情况发生。第二是新的诉讼费用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创设。一旦原告提起的诉讼被认定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而被驳回，那么法院将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费用，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被告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机制能够加大原告提起“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为此类诉讼而陷于经济上的困顿。

　　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充分借鉴域外经验，在司法提前干预和诉讼费用分担机制问题上有所创新，以防范“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出现。


　　(西南政法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