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州市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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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州市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徐州市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的通知
徐政办发〔2004〕 16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各委、办、局（公司），市各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徐州市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徐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二十日
徐州市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以下简称快报)程序，及时有效地处置安全生产事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和《江苏省安全生产事故快速报告程序暂行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徐州市行政区域内所发生的安全生产事故，均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安全生产事故(以下简称事故)是指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或与生产经营相关的活动中发生的、并造成人身伤亡和急性中毒的事故。
本规定事故等级分为：
(一)一般事故，是指一次死亡(失踪)1人或重伤3人以下或急性中毒9人以下的事故；
(二)较大事故，是指一次死亡(失踪)2人或重伤4—9人或急性中毒10一49人的事故；
(三)重大事故，是指一次死亡(失踪)3—9人或重伤10一29人或急性中毒50一99人的事故，以及影响较大的事故(如危险化学品和民航系统有关事故)；
(四)特大事故，是指一次死亡(失踪)10人以上或重伤30人以上或急性中毒100人以上的事故。
第四条 事故发生后，当事人或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及时采取自救、互救措施，保护事故现场，并立即直接或逐级报告本单位负责人，或拨打110急救电话。事故单位负责人或110等单位接报后，应迅速处置，并立即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安监局)报告。 第五条 事故快报程序和时限
(一)一般事故快报程序和时限
发生一般事故，事故发生单位(人)或接报单位，应在l小时内快报事故所在地县(市、区)政府和安监局。县（市、区）政府和安监局接报后，政府分管领导应带领有关部门和安监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云龙区、鼓楼区、泉山区、九里区、徐州经济开发区辖区内发生事故后，除按上述要求处置外，同时上报市有关部门和市安监局。市有关部门和安监局分管负责人应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做好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
(二)较大事故快报程序和时限
发生较大事故，事故发生地的有关部门接报后，应在1小时内快报事故所在地县(市、区)政府和安监局，同时上报市有关部门和市安监局。县(市、区)政府主要领导应带领有关部门和安监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市有关部门和安监局主要负责人应立即赶赴现场，协助做好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
(三)重大事故快报程序和时限
发生重大事故，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和市安监局接报后，市政府分管领导应带领有关部门和安监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同时启动相应的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在1小时内快报省政府、省有关部门和省安监局。
(四)特大事故快报程序和时限
发生特大事故，市政府、市有关部门和市安监局接报后，市政府主要领导应带领有关部门和安监局主要负责人立即赶赴现场，组织开展抢险救援等事故处置工作，同时启动《徐州市特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并立即快报省政府、省有关部门和省安监局。
第六条 事故快报内容
(一)事故类别和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
(二)事故发生后的初步伤亡人数；
(三)事故简况。
第七条 事故续报内容
(一)事故单位的基本情况和事故发生的详细时间及事故现场处置情况；
(二)事故的简要经过、具体伤亡人数(包括下落不明人数)和直接经济损失的初步估计；
(三)事故类别；
(四)事故原因的初步分析；
(五)事故发生后采取的措施；
(六)事故报告单位简况；
(七)事故情况发生变化的，应当继续报告；
(八)受伤人员在30日内死亡的，应当及时补报。
第八条 事故快报格式 事故快速报告采用统一格式。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严格按照本规定及时上报事故，不得瞒报、谎报或故意拖延不报，违者将追究相应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保护与打击的对抗
——新刑诉法学习心得体会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我国的刑事政策长期以来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与现代司法公正、人权保障和程序安定等原则相背离。从疑罪从有的有罪推定到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从罪刑人定到罪刑法定，保护观念的改变走过了漫长的历程，保护与打击的对抗仍然是这次刑诉法修改的主题。
关键词：
打击、保护、人权
引言：
所谓打击，即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从而有效打击犯罪。本文所称之保护，特指保护人权，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轻罪不被重判，有罪的人可以得到公正的审判。保护与打击的争议古亦有之，两千多年前，我国伟大的思想家荀子就曾指出：“赏不欲僭，刑不欲滥。赏僭则利及小人，刑滥则害及君子。若不幸有过，宁僭无滥；与其害善，不若利淫。”[1]与秦国商鞅变法时颁布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2]相比，完全是两个极端。世界各国历史以来也较多的是重打击、轻保护，以维护人吃人的不平等的阶级统治秩序。但随着西方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和人民主权论的出现与发展，法律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保障人权上。1776年托马斯·杰斐逊在其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紧随其后，法国在1789年8月26日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随着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问世，尊重和保障人权，在世界上形成了普遍共识。但打击与保护的对抗仍在继续，因为过多地限制司法机关的权力、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疑会增加办案难度，使诸多犯罪因证据难以收集而无法及时得到查处、惩治，进而使人民不满，导致司法公信力下降，故限制权力为司法机关所不欲也。可喜的是，面对重重压力，新刑诉法在保护人权方面还是有诸多突破，笔者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确立“尊重和保护人权”原则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并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与该公约接轨，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加强人权保护的法律修改，最具标志性的是2004年第二十四条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此次刑诉法修正与时俱进，亦明确将此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写入了刑诉法（第二条），使该原则由宪法理论进入了实际操作，标志着刑诉法的重心完成了由打击向保护的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具里程碑性的意义。但遗憾的，该公约第十四条“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之规定所确立的沉默权，也是倍受争议的制度仍未能在此次修改中确立，可见“保护”的确立之路还很漫长。
二、侦查阶段即可委托辩护人
一般刑事案件最大的特点就是先有犯罪结果，再根据各种证据追溯、还原犯罪事实，故证据线索无疑是刑事诉讼的生命线。因刑事侦查一般属事后追查（抓赌博、扒窃、两抢及交易类的现形性刑事犯罪除外），导致绝大多数证据材料在案发时不在司法机关的控制之下，甚至多数关键证据在犯罪嫌疑人亲友、同伙控制下，为保障侦查的有效性，自古以来的侦查一般都是秘密进行，为的就是防止打草惊蛇，不给犯罪嫌疑人的亲友、同伙有毁灭证据的时间和机会。而“国家专门机关在追诉、惩罚犯罪过程中，往往不自觉地超越权力、甚至滥用职权，从而侵犯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导致错追、错判，严重损害司法公正”[3]。刑事诉讼法是一部专业性很强的法律，连我们这些基层法院的审判人员，都不敢轻言知晓、熟悉，更勿论犯罪嫌疑人，故犯罪嫌疑人是否可委托辩护人就显得至关重要。此次修改将可委托辩护人的时间由原来的“移送审查起诉之日”提前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至此，刑事诉讼全过程都可委托辩护人，使侦查阶段不再是真空。且委托人由原来的自行“聘请”[4]，变为“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从而使犯罪嫌疑人的的权益更易得到保障。当然，在加大保护力度的同时，打击也得跟上，故新法明确规定“辩护人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理案件的机关”，即侦查透明化了，辩护人的活动也要透明化，辩护人监督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也要监督辩护人，防止辩护人帮助串供或毁灭证据。
三、明确举证责任、非法证据排除和证人强制出庭作证
（一）明确举证责任
新刑诉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四十九条：“公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人民检察院承担，自诉案件中被告人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自诉人承担。”这实际上是“疑罪从无”原则的具体和明确。“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了沉默权，此次修改虽未废除“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之规定，未赋予其沉默权，但明确举证责任，无疑是一个进步。当然，在一进一退之中，为降低办案难度，打好心理战，新刑诉法增加规定：“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可以从宽处理的法律规定。”从而引导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有些类似西方的“诉辩交易”，也为下一步修改确立沉默权铺平了道路。
（二）非法证据排除
原刑诉法虽然也有“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旧法第四十三条），但《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言外之意，除“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之外的其他非法证据不排除，这无疑给侦查人员违法收集证据留下空间。此次修改，明确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堵死了这一空间，且进一步明确这些证据“不得作为起诉意见、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即不仅堵死了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使用非法证据的空间，还堵死了法院使用的空间。同时，还规定了非法证据存疑排除制度，新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对于经过法庭审理，确认或者不能排除存在本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情形的，对有关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以上两个方面，确立了公诉机关的双重证明责任——不仅要提供证据证明犯罪成立，还要证明这些证据的来源（程序）是合法的。
（三）证人（含鉴定人）强制出庭作证
新法进一步规定了证人（含鉴定人）的强制出庭作证义务，否则其证言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第五十九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一百八十七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加上前面两个方面的修改，无疑为侦查机关添加了枷锁，使办案难度增加，一进一退之间，为保障打击的有效性，新法第一百八十八条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者出庭后拒绝作证的，予以训诫，情节严重的，经院长批准，处以十日以下的拘留。”但“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实际上人性化、人文关怀的体现，也是西汉时就确立的“亲亲得相首匿”[5]原则的再现，同时也“公民没有自证其罪的义务”的延伸。
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属证据的当然排除之列，意味着侦查、检察机关不得强迫证人作证，不得强制收集证言，但法院却可以，多少有些“只许州官放火”之嫌，但总的来说，法院的审判远比侦查要公开、透明得多，证人的合法权益也更易得到保障。
四、各阶段办案期限有所延长
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权重增加，最直接的后果是司法机关办案难度增加，使原本就有些捉襟见肘的各阶段办案期限更加紧张和不足，故新法对诸多阶段的办案期限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延长。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天津市人民政府
第一条 为加强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的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国务院令第67号）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护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以由贝壳堤、牡蛎滩构成的珍稀古海岸遗迹和湿地自然环境及其生态系统为主要保护和管理对象的国家级海洋类型区域。
第三条 保护区属不连续、开放性类型，由贝壳堤区域和牡蛎滩、湿地区域组成。保护区范围涉及汉沽区、塘沽区、大港区、宁河县、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具体范围是：
贝壳堤区域，为6条1000米宽的带状区域和3块矩形区域。带状区域范围为中心线两侧各500米，其走向中心线坐标分别为：蛏头沽（117°47′10″Ｅ，39°08′40″Ｎ）—青坨子（117°46′10″Ｅ，39°07′20″Ｎ）；驴驹河（117°38′
30″Ｅ，38°53′30″Ｎ）—高沙岭（117°36′30″Ｅ，38°50′30″Ｎ）；老马棚口（117°31′50″Ｅ，38°39′30″Ｎ）—新马棚口（117°32′30″Ｅ，38°37′Ｎ）；白沙岭（117°29′15″Ｅ，39°06′15″Ｎ）
—邓岑子（117°28′10″Ｅ，38°58′36″Ｎ）—上古林（117°29′15″Ｅ，38°49′00″Ｎ）；荒草坨（117°19′50″Ｅ，39°11′Ｎ）—崔家码头（117°19′Ｅ，39°04′15″Ｎ）；新河桥（117°19′30″Ｅ，39°
02′Ｎ）—巨葛庄（117°19′20″Ｅ，38°58′05″Ｎ）—中塘（117°21′10″Ｅ，38°51′30″Ｎ）。矩形区域的中心点坐标分别为：大苏庄（117°18′Ｅ，38°40′Ｎ）、沙井子（117°21′30″Ｅ，38°39′40″Ｎ）和翟庄
（117°15′Ｅ，38°34′Ｎ），区域范围由中心点向东西和南北方向各延伸500米。
牡蛎滩、湿地区域，为潮白新河、蓟运河、卫星河组成的三角形区域。其边界为：隋家庄（117°25′Ｅ，39°26′Ｎ）—苗庄（117°49′Ｅ，39°26′Ｎ）—蔡家堡（117°49′Ｅ，39°10′Ｎ）—北塘（117°43′Ｅ，39°06′Ｎ）—乐善庄
（117°32．5′Ｅ，39°16．5′Ｎ）—造甲城（117°25′Ｅ，39°16．5′Ｎ）。
第四条 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
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分界处应设置界标。
第五条 在保护区范围内从事的各项活动均应适用本办法。
第六条 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工作。
保护区的日常管理工作由天津古海岸与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以下简称保护区管理机构）负责，主要职责是：
（一）执行国家及本市有关海洋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二）实施保护区的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制定保护区的各项管理制度；
（四）从事有关科学研究工作，并对保护区生态环境进行监测、监视；
（五）开展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国内外交流活动；
（六）建立保护区的档案资料，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七）负责保护区的其他管理工作。
第七条 环保、矿产、农林、公安、水产、土地、规划、水利等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共同做好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八条 保护区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保护区管理工作的领导，其所属的有关部门应当配合保护区管理机构做好保护区的管理工作。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侵占保护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检举、控告。
第十条 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保护区管理机构可以接受国内外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按照国家及本市有关规定，用于保护区的建设和管理。
第十一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对在管理保护区和有关科学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十二条 保护区的界标不得擅自移动或者破坏。
第十三条 在保护区的核心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必须事先向保护区管理机构申请，提交活动计划，经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保护区的缓冲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须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
在保护区的实验区从事涉及保护对象的科学研究等活动的，须经保护区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进行。
活动结束后应将其活动成果的副本送交保护区管理机构存档。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与境外组织或机构签署涉及保护区的协议，以及外国人到保护区从事有关活动的，必须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报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五条 禁止在保护区内从事开挖、采集贝壳和牡蛎壳以及其他对保护对象造成危害的活动。
第十六条 在湿地核心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建设对湿地生态环境有污染和危害的生产设施和工程项目；
（二）狩猎、开垦、烧荒、挖土、倾倒有害物质、排放有害废水及其他危害保护对象的行为；
（三）其他改变和破坏湿地生态环境的行为。
第十七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和危害后果，分别给予以下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擅自移动或破坏保护区地面标志物的，责令其恢复原状，并可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从事科学研究的，处1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对保护区造成破坏的，可以处3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保护区造成经济损失的，由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其赔偿损失。
第十九条 在保护区内违反国家和本市其他有关规定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各自的职责进行处罚。
第二十条 拒绝、阻碍保护区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予以处罚。
第二十一条 保护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起诉、不申请复议又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999年7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