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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省西宁市人民政府


西 宁 市 人 民 政 府 令

第120号



《西宁市民办教育机构设置管理办法》已经2012年11月27日西宁市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2月1日起施行。





市 长： 王予波
2012年12月10日



西宁市民办教育机构设置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促进民办教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民办教育机构是指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机构。
第三条 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置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本市教育发展规划要求。
第四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是本市行政区域内民办教育机构的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民办教育机构设置审批管理工作。
民政、发展改革部门按照各自工作职责，负责民办教育相关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申请与审批
第五条 申请举办民办教育机构的单位，应当具有法人资格。
申请举办民办教育机构的个人，应当具有政治权利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应当提供优质教育资源的相关资料。
第六条 申请举办学前教育的，由办学场地所在地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批。举办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资质考试培训、高考补习及其他文化、艺术、外语类的培训机构，市区内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批，市辖县域内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审批。
民办教育机构审批后，应按规定报上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及国外组织、个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合作办学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条 民办教育机构的名称，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由“行政区划、字号、业务范围、组织形式”组成。
名称中的字号应当由两个以上的汉字组成；名称中的业务范围，应依照国家标准划分；名称中的组织形式，一般称学校、中心、园、班等。
第八条 申请筹设民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办报告，内容应当主要包括：举办者、培养目标、办学规模、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条件、内部管理体制、经费筹措与管理使用等；
（二）举办者的姓名、住址或者名称、地址；
（三）资产来源、资金数额及有效证明文件，并载明产权；
（四）属捐赠性质的校产须提交捐赠协议，载明捐赠人的姓名、所捐资产的数额、用途和管理方法及相关有效证明文件。
第九条 教育行政部门自受理筹设民办教育机构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做出是否同意的决定。
同意筹设的，发给筹设批准书；不同意筹设的，书面告知并说明理由。
申请筹设民办教育机构的，筹设期不得超过三年，筹设期内不得招生。筹设期内未达到设置标准要求的，筹设期自行终止。逾期继续举办的，举办者应当重新申报。
第十条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教育机构的，举办者应当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下列材料：
（一）筹设批准书；
（二）筹设情况报告；
（三）学校章程、首届学校董事会、理事会或者其他决策机构组成人员名单；
（四）学校资产的有效证明文件；
（五）校长、教师、财会人员的资格证明文件。
第十一条 具备办学条件，达到设置标准的，可以直接申请正式设立，并应当提交本办法第八条和第十条（三）、（四）、（五）项规定的材料。
第十二条 申请正式设立民办教育机构的，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组织专家委员会评议，或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教育评估机构进行评估论证，同时对办学场地、办学设施等情况进行实地查看。符合办学条件的，依法批准设立，并由教育行政部门颁发《办学许可证》；不批准设立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在规定期限内送达申请人。
第十三条 民办教育机构在取得《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收费许可证》和《组织机构代码证》，并在同级公安部门完成印章刻制备案后，方可正式招生，同时向社会公布。
第十四条 公办学校参与举办民办教育机构的，不得利用国家财政性经费，不得影响公办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并应当经教育行政部门按规定批准。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教育机构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并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参与举办民办教育机构的公办学校依法享有举办者权益，依法履行国有资产的管理义务，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章 设置标准
第十五条 学历教育及学前教育等全日制民办教育机构的设置标准参照同类公办学校的设置标准执行。需具有自有产权的教育教学场地和校舍，或长期租用的、租赁手续完备的符合标准的场地校舍。租赁手续应当经过公证。
职业高中要有符合教育部颁布的专业设置标准的实验、实习设施，以及校内实习基地和相对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
第十六条 举办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机构应拥有相对独立、安全、固定的校舍。市区内办学建筑面积原则上不低于800平方米，市辖县可根据本地实际参照执行。
培训机构租赁办学场地的，租期不得少于三年，期间不得转租，不得租赁公办中小学的场地，但中小学布局调整后的闲置教育资源除外。
第十七条 民办教育机构应具有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专兼职教师队伍，聘任的教师应当具备教师法规定的任职条件和资格。非学历教育的培训机构聘任的专职教师数量应当不少于其教师总数的1/3。
职业高中双师型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应不少于30%。
第十八条 民办教育机构参照同类公办学校校长任职的条件聘任校长，年龄可以适当放宽，并报教育行政部门核准。
聘请外籍人员的民办教育机构，必须取得《外国文教专家聘请资格证》，外籍教师必须取得《外国专家证》。
第十九条 民办教育机构应依法保护聘用教师的合法权益，改善教师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教师的工资报酬、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险，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
第二十条 民办教育机构应聘请具有会计从业资格的财务人员，会计和出纳不得兼任，法定代表人、校长与财务人员之间实行回避制度。
第二十一条 民办教育机构应有完善的教学计划和符合国家规定的教材。
第四章 变更与终止
第二十二条 民办教育机构在批准设立后，确需增加或变更办学内容的，应提供其教育教学业绩和新增项目的师资、场地和市场调研等材料，由教育行政部门核实后予以变更。
第二十三条 民办教育机构变更办学内容时，应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变更登记申请，以及下列材料：
（一）名称、层次、类别变更的，需提交董事会（理
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决议，通过的新章程；
（二）校址变更的，需提交变更后新校址的产权或使
用权证明；
（三）法定代表人变更的，需提交变更后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个人基本情况和前任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报告，董事会（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决议；
（四）民办教育机构分立、合并的，在进行财务清算后，提交董事会（理事会或其他决策机构）决议。
第二十四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民办教育机构变更申请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形式做出是否准予变更的决定。
第二十五条 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变更登记的，民办教育机构应向发证部门交回原证照，换取新的证照。
第二十六条 民办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申请注销登记：
（一）章程规定的期限届满的；
（二）因分立、合并需要解散的；
（三）无法正常开展或已终止业务活动的；
（四）被主管部门撤销办学资质的：
（五）出现其他解散事由的。
第二十七条 民办教育机构终止时，应当妥善安置在校学生。实施义务教育的民办学校终止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协助民办教育机构安排学生继续就学。
第二十八条 民办教育机构在办理注销登记前，应当依法进行清算。
民办教育机构自己要求终止的，由民办教育机构组织清算；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撤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清算；因资不抵债无法继续办学而被终止的，由人民法院组织清算。
第二十九条 民办教育机构举办者或法定代表人应当在完成清算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教育行政部门办理注销登记。终止的民办教育机构，由相关部门收回证件，销毁印章，并注销登记。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条 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下列监督管理职责：
（一）负责监督指导民办教育机构按照法律法规政策要求和学校章程开展业务活动；
（二）对民办教育机构实施年度检查，并将年检结果向社会公示；
（三）协调配合有关部门查处民办教育机构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十一条 建立民办教育机构风险保证金制度。风险保证金的提取、使用和管理办法，由教育行政部门报市、区（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二条 民办教育机构接受的捐赠、资助必须符合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依照与捐赠人、资助人约定的期限、方式合法使用，并应依法向教育行政部门报告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情况。
第三十三条 民办教育机构应公示经价格部门批准备案的收费项目和标准，逐项收取，使用规范的专用票据。学习期限一年以内（不含一年）的，可按学习期限收取费用；一年以上的，应按学期或学年收取费用。不得跨学年度提前收费。
民办教育机构应当依法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和资产制度，接受教育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并每年依法进行财务审计。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民办教育机构在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教育行政部门一经发现，依法撤销登记，并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第三十五条 未经审批，擅自以民办教育机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或已被撤销登记后仍继续进行经营活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取缔，没收非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民办教育机构被限期停止活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封存《办学许可证》、印章和财务凭证。
第三十七条 民办教育机构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应当报教育行政部门审查备案。对社会发布的招生简章和广告如与备案内容不符的，教育行政部门应责令其整改。
第三十八条 民办教育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教育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予以撤销登记，造成经济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一）涂改、出让《办学许可证》，印章的；
（二）擅自分立、合并学校的；
（三）超出许可范围进行办学或其他经营性活动的；
（四）管理混乱严重影响教育教学，产生恶劣社会影响或存在明显安全隐患的；
（五）恶意终止办学、抽逃资金或者挪用办学经费的；
（六）拒不接受或不按照规定接受行政监督检查的；
（七）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筹集资金或者使用捐赠、资助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前已设置的民办教育机构，应逐步达到本办法规定的设置要求，具体办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市教育行政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2013年2月1日起实施。




在监狱司法中引入听证制度的设想

王俊


摘要：在监狱司法工作中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工作的社会化不仅是当前监狱发展的必然要求，而且是增加司法透明度、促进司法公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监狱司法听证制度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不但要借鉴其他行业的成功经验，还应当根据自身行业的特点制定可行性的操作规范。同时应当避免听证的形式化，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并保证在监狱司法社会化的建设过程中必须与驻地的城市建设保持同步。
关键词：监狱司法 社会化 听证制度

监狱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也是国家司法堡垒的最后一道防线。监狱司法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局面的稳定和社会生活的长治久安。可是往往由于监狱性质的特殊性，长久以来在民众对旧监狱根深蒂固的固定思维模式的影响下，在社会生活中监狱往往被当作独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从而排斥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这无疑是片面和不正确的，是不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要求的，更有悖于我国司法以及刑罚执行的最终目的。众所周知，服刑人员虽然触犯了刑律，但其仍然是社会人，在服刑过程中其社会属性并没有丧失，监狱改造服刑人员的最终目的也是使其成为守法的合格公民并走向社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是其最终的归属。因此，监狱司法的社会化问题就自然而然成了摆在我们面前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把听证制度引入监狱司法当中的现实意义
㈠、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当前监狱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主法治的建设发展过程中，监狱如何通过依法治监、科技兴监，加速观念更新、机制创新，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监狱，从而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高质量地完成惩罚改造服刑人员的艰巨任务，有效地应对和治理社会犯罪，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社会生活创造一个积极、健康、纯净的环境是当前监狱工作的中心任务。
由于历史的原因，到目前为止全国绝大多数监狱（尤其是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监狱）都远离城市和交通干线,几乎处于封闭状态。近些年来，尤其是1994年《监狱法》颁布实施以来，监狱事业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极大关注，监狱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尽管这样，监狱工作仍鲜为人知，更谈不上被公众理解和关怀，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监狱工作的全面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监狱工作的社会化就成了在现实环境中监狱发展的必由之路。尽管在广大监狱工作者主动出击，利用各种手段扩大监狱影响，宣传监狱事业，使改造服刑人员、保社会平安稳定这一伟大事业深入人心的各种举措中，监狱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已经被人们所接受。但就总体而言，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监狱司法听证制度，让更多的社会元素参与到监狱管理工作当中来，并以此进一步深化监狱司法工作，彰显监狱司法工作的社会化功能才是目前大力促进监狱工作社会化的有效措施。
㈡、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增强执法透明度，促进执法公正的客观要求
人们经常将权利分为两种：公权和私权，执法权显然是属于公权的一种。法国法学家狄骥说过“不存在一种因国家权利存在而不同于私权的所谓公法精神，法只有一种精神，那就是公平精神”。在监狱司法的具体实践中尝试引入执法听证制度无疑会加大执法的透明度，促进执法公正，消除民众因不了解监狱行刑程序而产生的隔阂和误解，加大民众对监狱司法的信任度。因此，监狱司法听证制度的建立，可以使更多关心监狱工作和与监狱司法工作息息相关的人们走进监狱，参与到监狱的司法工作当中来，最大限度地使监狱司法工作透明化，同时可以有效防止专权和武断，最大限度地限制监狱这个司法主体公权的滥用，在公权利与私权利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平衡点。
在我国依法治国的方略中，依法行政是核心。如果抽去依法行政的内容，依法治国就会变得空洞和残缺。有法可依固然重要，但如果一个国家出现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就应当认真审视其执法程序的合理性。听证程序是民主化的产物，在没有设立司法听证程序之前，司法决定都是在监狱机关调查之后直接做出，加之申诉程序固有的局限性，很容易导致监狱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暗箱操作”，腐败得以滋生。通过司法听证程序，司法过程的公开性、透明度得以增加。在有效地保障相关人权益的同时，监狱的声誉也得到提高，在司法主体与相关人之间架构起一个双方能够沟通与合作、引导与接受的空间。
然而，依据现有的法律和司法实践的实际操作，监狱对于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研究、报送以及其他行刑政策的制定程序，并非是一个能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完整意义上司法程序。这主要体现在：一是监狱的刑罚执行只依据监狱自身的一方的证据与材料，缺乏听取相关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的程序；二是减刑与假释研究、报送的整个过程实行有限的公开，缺乏一定的透明度，不能形成有效的监督；三是受减刑与假释裁定影响的相关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缺乏救济途径，无法有效地对监狱出台的司法政策以及对服刑人员行政、刑事奖励结果提出异议。因此，尽管法律规定了环节上的监督程序，但因为提起减刑与假释程序本身的缺陷，这种监督效果非常有限。司法实践中，减刑与假释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心。听证制度的实施无疑会增强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同时可以有效避免在监狱出台司法政策以及对服刑人员进行行政、刑事奖励的过程中偏听偏信，更能使相关人信服，也有利于最大程度上接近正义。
㈢、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可以创造一个理解、宽松、支持、透明的监狱执法和发展环境
高墙、电网、哨兵、黑房，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监狱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神秘”地方。也正在与此，进而错误地认为如此神秘的地方必定是无公正和正义可言的。这样一种社会印象无疑对监狱的司法和发展是不利的。在监狱司法引入听证制度可以使更多关心监狱的人走进监狱，接触监狱日常的管理工作，从而揭开监狱工作神秘的面纱，将一个积极、健康的监狱管理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笔者以为这具有多重的社会意义。
监狱对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刑事奖励是指对判处一定刑罚的服刑人员，根据其服刑期间的具体表现，依法减少其应服刑期限或附条件予以提前释放的一种制度，减刑与假释影响到服刑人员自身与社会的重大利益。所以，如果说对服刑人员判处刑罚是第一次审判，那么对其的减刑与假释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审判。因而对服刑人员的减刑与假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用之得当，则有利于服刑人员的教改造，用之不当，则加剧服刑人员抗拒改造的心理，也会引起群众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入听证制度首先有利于促进监狱司法的公正、公开与文明。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监狱工作对外界一直处于封闭和保密状态，听证制度这种社会因素的介入，打破了监狱司法的封闭格局，它将国家刑罚的执行暴露在“阳光”之下，增强了监狱执法和管理活动的透明度，激发了监管部门在行刑方式等方面谋求改革的动力。这样有利于提高监狱人民警察的执法素质和管理水平，促进监狱行刑的透明化、规范化、法治化，对于建立和保持监狱公开、公平、公正的执法环境，预防和遏制司法腐败能起到积极作用。同时听证制度密切了监狱与社会的联系，是司法机关尊重公众知情权的体现，能有效促进监狱与社会之间的和谐衔接，彰显了国家司法的文明和社会法治的进步。除此之外还有利于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畅通了社会各界对监狱的了解渠道，使公众对监狱的教育管理方式以及服刑人员的生活有了更加直观形象的印象，可以切身体会到大墙内的戒备森严以及失去自由的痛苦，进一步认识到法律的威严，从而增强法制观念，自觉对自己思想和行为进行约束，做到远离犯罪、杜绝犯罪、防止犯罪。因此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监狱司法的社会化可以使民众对监狱有清楚正确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理解、宽松、支持、透明的监狱执法和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
㈣、引入听证制度促进监狱司法的社会化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法治。近期，为了保证减刑、假释案件的透明与公正，最高人民法院决定今后对减刑、假释案件将一律实行公示制度和有条件的公开听证制度。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减刑、假释工作的专项大检查，以保证此项制度的顺利实施。这种种信号都表明实施听证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客观需要。
监狱是国家刑罚执行机关，是推进民主法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的重要力量，监狱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肩负着特殊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我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的同时，社会内部各种利益关系的多元化、人际关系的复杂化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化也日趋明显，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也越来越多，各种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甚至有人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监狱对违法犯罪的惩罚效应，虽然对其他社会成员也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但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监狱工作也不再是独立于“三界”之外的神秘一域，而更应该是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管理的“矫正学校”。这就要求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监狱的司法工作当中来，只有此才更有利于打击犯罪、预防和减少犯罪，才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才更能集中力量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㈤、引入听证制度可以有效降低行刑成本
监狱民警只是监狱司法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而并不是全才，如何使服刑人员改造成为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最终还是由社会说了算。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社会各阶层参与到监狱的司法管理当中来，可以为监狱提供更多的社会信息，对服刑人员在改造中尽快地适应社会需要提供更多的有价值的参考依据，最大限度地避免了监狱在这方面走弯路，简化了监狱方面做大量调查的程序，降低了行刑成本。
二、监狱司法过程中如何具体实施听证制度，实现监狱司法的社会化
㈠、监狱司法听证制度概述
一般认为，听证程序来源于英国法中的“自然公正原则”（natural justice），而美国宪法所确立的“正当法律程序”使其进一步深化。这种程序要求在行政领域内实行通知、听证、当事人理由之申辩三项程序，而听证程序是其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听证程序一般认为来源于其法治国理论。其本质便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缩小公民这类“弱势群体”与行政机关之间地位不平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监狱司法听证制度是指在监狱的司法过程中就监狱的刑法执行、司法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以及对服刑人员进行行政、刑事奖惩的相关事项召集相关人（即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社会执法监督员、服刑人员户籍地以及居住地公安机关代表、服刑人员居住地居委会、教育界以及服刑人员步入社会后理论上可能接触到的社会各层面的相关人员代表）进行听证，并就听证事项展开辩论，最后依据法律程序和听证结果综合得出对该事项件的最终评判。
㈡ 、个别监狱在对服刑人员实施减刑、假释等刑事奖励过程中召开听证会的实践探索以及成效
在对听证制度的具体实践中，我市监狱系统垫江监狱的初步尝试和所取得的成效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垫江监狱领导班子决定就监狱服刑人员行政(刑事)奖励工作举行听证会的初衷就是为了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促进监狱民警进一步树立“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理念。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就是要通过听证这种方式，将监狱执法工作置于法律、人民群众和服刑人员家属的监督之下，促使每一个执法者严格执法、公正执法，保障服刑人员的正当权利，让社会了解监狱、监督监狱、支持监狱。”实践证明，此次听证的具体实践所取得的成效是明显的。
㈢、全面实现监狱司法听证制度的行业化和程序化
我们这里所说的听证制度在有效地借鉴行政听证程序合理部分的同时，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1、 对于听证陈述人的遴选问题。
笔者认为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加听证会的陈述人应该首先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参加听证人应该包括服刑人员及其家属，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当地公安机关、服刑人员户籍所在地及发案地公安机关代表，社会执法监督员，服刑人员居住地、户籍地居委会，当地教育机构代表以及服刑人员步入社会后理论上所能接触到的各层面的人员原则上都可以参与到监狱管理的听证程序当中来。听证陈述人的遴选包括利益代表的广泛性和代表人数的合理比例。听证事件对各方利益的影响或大或小，或直接或间接，或暂时或长远，所以各方对所参与听证事件的态度和关注是不同的。同时由于维权意识和政治素质的差异，听证有可能会出现某一（些）利益方声音的缺失。我们在听证陈述人中列入服刑人员个案受害人以及代理人的目的也正是为了使各方的利益趋于公平，同时也让其充分地行使权利，对服刑人员的改造进行有效的监督。再者，由于涉及自身利益，参与听证各方都会想方设法尽可能的表达自己的声音，压制其他利益方的声音，以达到控制听证，最大程度的争取自己利益的目的。虽然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听证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为预防这种情况出现作必要的准备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作为听证机关，监狱方面应该在进一步拓宽市民获知听证信息的渠道的基础上，注意利益不大显现（或称潜在利益）的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要求，吸收他们的代表作为陈述人参加听证会，使其的意见表达能在听证会上得到体现和被考虑。具体操作可以确立比例代表制、职业代表制相结合的代表产生方法。使听证机构能够获取更公正、客观的资料和信息。其次，为保障听证陈述人的公平代表性，参加听证会的代表的组成和人数比例也要反映利益结构，既要达到表达意见的目的，又要防止平均主义。所以可以推行“正反比例制”，以平衡不同意见持有者的参加人数，这样可以防止强势利益集团操纵听证会。
2、听证范围的确定问题。
目前各地各行业的听证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往往随司法者的主观意愿决定是否听证。为了保证听证制度的严肃性和规范化，在监狱司法听证制度中明确规定听证的范围是十分必要的。笔者认为现阶段实行监狱司法听证制度应涵盖监狱刑罚执行政策的制定，对服刑人员的行政刑事奖惩以及其他监狱司法方面的内容，在今后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的运作情况进行适当的调整。
3、 听证时是否允许辩论。
听证会常常因出现多种不同乃至对立的意见难免变成实际上的辩论场所。笔者认为，在听证陈述人采取对抗式辩论时，双方激烈和充分的辩论往往能够帮助听证机关采集到大量不易获取的宝贵信息和资料，而且可以通过辩论发现深层次的问题。其用意是让听证会组织机构的注意力集中于代表们的意见而非争论的过程。但如果发言人偏离主题或有其他不适当的言行，听证主持人可以停止其发言或驱逐其离场。
4、听证参加人能否被代理的问题。
在以往其他行业举行的听证中，出现了陈述人聘请律师或他人代为陈述或表达意见的情况，这引发了听证参加者能否被代理的争论。肯定者认为，代理人可以弥补陈述人能力上的不足，更好的表达陈述人的意见，维护利益方的合法权益，也使司法听证更有效率。反对者认为，听证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倾听各利益方的意见，而不是辩论出一个结论或者说服他人，没有必要委托代理人；而且陈述人的利益只有陈述人最为清楚，这种意见只有特定利益的陈述人才能拥有，代理人的意见和信息难免失真，甚至可能出现代理人与对方相串通的危险，因此不宜适用代理人制度。不可否认，代理人在表达意见和提供信息方面会产生失真的情况毕竟代理人不是切身利益的相关人，在有些方面可能会不够尽责尽力。但是在目前我国现阶段公民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法制观念淡薄的环境下，代理人因其较高的文化水平和较为丰富的法律知识，在收集证据、遵循程序、协调沟通和对法律问题的分析等方面，代理人具有极大的优势，这种代理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听证会的陈述人不同于证人，不要求具有特定的人身属性，因此在相关法律上并不禁止被代理，代理人制度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是听证人和陈述人都应注意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
5、明确规定听证主持人、听证陈述人的权利义务。
听证陈述人在听证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依法出席听证会的权利；提出建议、意见的权利；维护自身利益与公益的“言论免责权”；提出质疑权；知情权；人身保障权等）和应当履行的义务（包括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遵守听证纪律；维护听证秩序；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的意见.，查阅听证笔录并签署名字等）以及法律责任（规定在听证中代表人玩忽职守，滥用权利或不尽法律义务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在听证时，听证主持人除起一个组织、协调与调控的作用以外，还应当起到对相关法律程序、制度的宣布和把握作用，总之他的立场应当中立并无偏颇，同时应当规定听证主持人的责任制。对听证过程中出现的违背听证法定程序和实体规定的行为，应当给以相应的处罚与制裁，以增强听证主持人的责任感。通过司法明确界定听证主持人、陈述人二者的权限范围以及责任条款，准确认定其行为的效力。
6、建立对监狱司法听证的监督机制和法律责任制度。
听证制度的良好运行需要一套系统而有力的监督机制。一方面，应建立健全内部的监督体系，以规定听证关系中各方相应的法律责任条款。法律对责任条款的规定应当是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应当加强听证部门内的监督，通过事前的引导、事后的复查等加强对事件的听证监督。另一方面，加强对听证的外部监督。听证是通过一种公正、公开、民主的方式来促进监狱科学文明执法的一种制度，监狱司法听证应当依据相关监督制度由有关机关加以监督，同时还应接受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对听证的监督。
三、监狱司法社会化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㈠、杜绝听证的形式化，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
在以往其他行业运行听证的实践中，往往会出现由于听证的结果与组织者的初衷大相径庭，听证组织者出于对个人集团利益的考虑下，对听证结果听而不“证”的现象，这与听证制度的精神是相违背的，也极大地挫伤了听证参与者的热情，损害了执法的质量和权威，也影响了听证制度在司法中的地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应当强化听证结果的法律效力。笔者认为，为了避免听证制度的形式化，对听证结果的效力作出明确的、有约束力的规定是必要的。因此，为保证听证结果的效力，可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听证结果处理的程序和方式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作出明确规定。
㈡、监狱司法的社会化与当地城市建设协调步伐的需要
我国的监狱大多分布在城市的周边地带，若干年以来，对带动驻地城市建设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监狱司法的社会化也不能脱离当地的城市建设进程搞盲目的社会化建设，否则便是不切实际的蛮干。不但会加大行刑成本，还会使监狱的社会化建设功亏一篑，严重的反而会成为监狱发展的桎梏。因此在监狱进行社会化建设过程中要了解掌握驻地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的新动向、新问题以及出现的新的利益群体和矛盾冲突，以便适时调整监狱自身的发展方略，在真正意义上推动监狱司法社会化的建设步伐。
㈢、实施监狱司法听证制应坚持的几项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