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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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甘肃省兰州市人民政府
兰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2000年4月6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供水和用水管理，促进城市供水事业发展，保障城市用水，根据国务院《城市供水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城市供水工作及使用城市供水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城市供水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备水源供水。
城市公共供水是指城市自来水公司供水。
自备水源供水是指单位自备水源、自建设施供水。
第四条 城市供水应当以开发、保护水源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为原则。
城市供水应当首先保证生活用水，统筹兼顾工业用水和其他各项建设用水。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市城市供水工作。
永登县、皋兰县、榆中县和红古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县、区行政区域内的城市供水工作。
城关区、七里河区、安宁区、西固区的城市供水工作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
第六条 市自来水总公司和县区自来水公司是城市公共供水的服务性生产企业，负责城市自来水的生产、供应及公共供水设施的管理。
第七条 城市供水应当编制水源开发利用规划，作为城市发展规划的组成部分，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编制全市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地表水和地下水。
全市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水行政主管部门、地矿行政主管部门、环保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八条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全市城市供水规划。
城市供水规划应当与城市供水水源开发利用规划相衔接。
第九条 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城市供水水源、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权利和义务，对破坏城市供水水源和损坏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有权进行监督、检举和控告。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计划用水和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鼓励采用节约用水的先进技术，降低水的消耗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健全节约用水的管理制度。
第二章 供水设施的建设与管理
第十一条 城市供水工程建设应当按照城市供水规划和城市建设计划进行。
第十二条 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当由持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
禁止无证或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承担城市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任务。
第十三条 城市新建工程项目用水和扩建、改建工程项目需要增加用水的，其工程项目总概算应当包括供水工程建设投资；需要增加城市公共供水量的，应当将其供水工程建设投资作为供水设施费交付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由其统一组织城市公共供水工程建设。
第十四条 自备水源供水的供水管网系统，不得擅自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接通混用。
禁止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
第十五条在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禁止挖沙取土、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排放污物以及其它危害供水设施安全的行为，禁止修建建筑物、构筑物。
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安全保护范围内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必须无条件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影响供水设施维修或正常运行，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由违法建设单位和个人赔偿。
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划定。
第十六条 在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修建道路或埋设各类管线，应当事先同城市供水单位（包括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和自备水源供水单位，下同）商定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措施。
涉及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建设工程项目，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应当事先查明地下供水管网情况。
第十七条 城市新建道路安装公共消火栓等消防设施和已投入使用的城市公共消火栓的维护、检修及更新，按国家有关消防设施的相关规定执行。
用户内部的消火栓凡没有计量仪表的，由城市供水单位铅封。
城市公共消火栓和用户内部的消火栓，除消防灭火外，禁止做其他用途，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启用。
第十八条 城市公共供水用户自费安装的供水干管、进水管（供水干管到水表之间的水管）和计量仪表，竣工后应当无偿移交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
第十九条 城市公共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和计量仪表，按下列范围进行管理和维修：
（一）一般用户的供水管理及其附属设施以水表为界，水表以前的供水干管、进水管、水表和水井内的进水闸门、旁通闸门由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和维修，水表以后的水表井、水表井内的出水闸门和用水管由用户管理和维修；
（二）安装单元水表的用户，以进水管的总闸门为界，进水总闸门以前的进水管、进水闸门、闸门井、单元水表由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和维修，进水总闸门到用户的管道、水表井及其他设施由用户管理和维修；
（三）西固工业用户的专用供水干管，以市自来水总公司出水管的售水流量仪表为界，流量仪表以前的管道以及流量仪表由市自来水总公司管理和维修，流量仪表到用户之间的管道由用户管理和维修；
（四）安装流量仪表的非专用管道的用户，以进水闸门为界，进水闸门、闸门井、进水管、供水管、供水干管由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和维修，进水闸门以后的用水管和流量仪表由用户管理和维修；
（五）进水管与建筑物的距离，小于国家设计规范规定的防护距离时，以接管点闸门为界，接管点闸门井、闸门、水表由城市公共供水单位管理和维修，接管点闸门以后的进水管、水表井、水表井的出水闸门由用户管理和维修。
第二十条 自备水源供水单位建设的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和计量仪表，由产权单位管理和维修。
第三章 供水和用水管理
第二十一条 城市供水单位必须经资质审查合格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方可从事城市供水经营活动。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实行职工持证上岗制度。
第二十二条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水质监测制度，做好水压监测工作，确保城市供水的水质和供水管网压力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禁止在城市供水干管、进水管和用户内部用水管以及专用管道上直接取水或加压。
第二十三条 城市供水单位应当保持不间断供水。
因工程施工、设备维修等原因确需停止供水的，应当报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提前2 4小时通知用户；如遇紧急事故无法提前通知的，可在抢修的同时通知用户；事故抢修完毕后，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及时恢复正常供水，并报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使用城市公共供水和自备水源对外供水的用户，应当同供水单位签订供用水合同。
禁止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
第二十五条 因新建、扩建和改建工程项目而要求接水或改装用水设施的用户，应当有节水措施，安装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节水器具。
新建住宅楼，应当按户安装经国家计量机构鉴定合格的计量水表。
达不到前两款要求的，城市供水单位不予供水。
第二十六条 城市供水一般不得用于城市绿化；确需使用的，应当经城市供水单位同意并将用水时间安排在夜间。
城市供水不得用于浇灌农田。
第二十七条 用户应当按照规定的计量标准和水价标准按时交纳水费。
城市供水单位不得擅自调整水价，不得在收缴水费时搭收其他费用。
第二十八条 下列用户申请使用城市公共供水，应当交纳备用水费：
（一）有自备水源的单位在特殊情况下，临时需要使用城市公共供水的，应当经城市公共供水单位同意并按实际用水量和现行水价的五倍交纳备用水费；
（二）实际用水量在半年以上小于供用水合同或设计文件中规定的用水量并确需保留备用水量的用户，除按实际用水量缴纳水费外，还应按备用水量和现行水价的五倍交纳备用水费。
第二十九条用户用水量通过计量仪表计量。
水费按下列办法收取：
（一）城市供水单位应当按月抄表，按实际用量向用户收取水费；对用水量较大的用户，可分旬预收，月底结算；
（二）安装单元水表的用户，以单元水表计量收费，水费由单元用户代表代收并按期统一交付；
（三）西固各类专用管线用水量，以市自来水总公司安装的售水流量仪表为准，由市自来水总公司按表计量收费；非专用管线的工业用户，应当自费配备符合精度要求的流量仪表，其仪表的设计必须选用符合国家标准的产品；
（四）计量仪表失灵的，其用水量按用户实际用水情况，参照上月或同期用水量收取水费。
第三十条 城市供水用户的计量仪表由计量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授权的单位统一校验，校验合格后，方可通水使用。
城市供水用户的计量仪表应当按期进行检修和校验，做到准确计量；当用水量正负误差超过3％、计量仪表正负误差超过规定的级差范围时，城市供水单位应当对其当月用水量进行调整。
流量仪表记录的实际用水量低于设计量程的30％时，应按30％计量；超量运行时，应按流量仪表设计的最大流量乘以大于1的系数计算；水表记录的用水量低于起步流量时，应按起步流量计算。
第三十一条 用户要求销户时，应当书面通知城市供水单位，并结清水费。
用户要求过户或更换户名时，应当持过户双方的有效证明或更换户名的有效证明到城市供水单位办理有关手续，变更合同。
第四章 奖励与处罚
第三十二条 对在城市供水管理工作和供水科学研究及供水技术应用方面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市、县、区人民政府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以警告。可并处10000元以上 30000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证或者超越资质证书规定的经营范围进行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施工或监理的；
（二）不按国家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城市供水工程设计或施工的；
（三）违反城市供水规划擅自修建供水工程的；
（四）产生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物质的单位将其生产用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直接连接的；
（五）未经有关部门批准，擅自在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安全保护范围内施工或者进行其他活动危害城市安全供水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之一，给供水单位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损坏城市供水管道及其附属设施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修复、恢复原状。
第三十四条 对非火警时擅自启用公共消火栓和非火警时私自拆封、动用旁通闸门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对责任人个人处以2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对取水用于经营性活动的，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后果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城市供水单位按实际用水量加收一至五倍水费；情节严重的，经市或县、区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停止供水；造成损失的，由责任方承担赔偿责任：
（一）不按规定交纳水费的；
（二）未按本办法规定办理供用水手续，私自用水的；
（三）在供、用水管道上直接取水或加压的；
（四）擅自将单位自备水源供水的供水管网系统与城市公共供水管网系统接通混用的；
（五）盗用或者转供城市公共供水的；
（六）将城市供水用于浇灌农田的。
第三十六条 城市供水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警告，可并处 3000元以上 1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经济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一）供水水质、水压不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
（二）无故不按计划供水或停水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
（三）不按规定检修供水设施或在供水设施发生故障后不及时抢修的。
第三十七条 当事人对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八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城市供水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循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提请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 本办法实施中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86年8月1日兰州市人民政府颁发的《兰州市城市自来水管理章程》同时废止。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当代西方法理学的本体论
000年11月24日 15:35 刘星
“强制力”是指压制或强迫的力量。尤其在近现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阐释法律基本特征的主导意识。但是，自本世纪50年代末开始，西方法理学各种理论在推进各自观点的同时却不约而同地对“强制力”观念予以弱化（有时甚至是消解），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承认在某些境遇中法律的实施有赖于“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取消“强制力”在法律概念理论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换言之，它们主张，“强制力”的运用不是法律存在和法律实施的本质特征。这种弱化，明示着西方法律概念乃至法律制度的概念变化更新的机制，标志着西方法理学诸多观念的本体论层面上的变革。笔者以为，为探究西方法理学的演变并为深化我国法理学的研究，对这种弱化予以关注具有重要意义。
一
“强制力”一词与“制裁”的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认为，“制裁”就是“强制力”的具体实现。在法理学思想发展的早期，人们习惯于从被粗糙理解的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视角观察、分析法律现象，这样，对法律义务和控制权力的实现的期待，使人们寄希望于“制裁”，也因此，人们深信没有“强制力”的法律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法理学思想的历史发展中，无论是推崇应然价值的法学观念还是充满实证精神的法学观念，都曾大致地重复过类似的思维方式。“人们普遍认为，制裁、强制和武力在法律中起着重要甚至必要的作用，理解这些现象是恰当地理解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基本前提。”[1]中世纪神学自然法倡导者阿奎那(St.T.Aquinas)主张：“法律有两个基本的特点：第一个是指导人类行动的规则的特点；第二个是强制力量的特点。”[2]近代英国分析法学鼓吹者奥斯丁(J.Austin)断言：法律是一种命令，而“命令、义务和制裁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的术语，换言之，每个术语都像其他术语一样具有同样的含义。”[3]他还以为：并非任何一种命令都是法律，只有普遍的命令，即强制某个人或某些人必须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命令，才具有法律的性质。[4]较为重要的是，随着近代分析法学的法律命令说的影响日渐扩大，在后来的各种法理学理论中，“强制力”的观念大致成为分析法律本质特征的基本出发点。现代意大利新康德主义法学家韦基奥(G.Vecchio)指出：强制力与法律是两个在逻辑上具有必然联系的概念，“哪里没有强制，哪里就没有法律”。[5]美国社会法学派法学家庞德(R.Pound)认为：“法律包含强力。调整和安排必须最终地依靠强力，纵使它们之所以有可能，除了对一种反社会的残余必须加以强制，主要是由于所有的人都有服从的习惯。其实，服从的习惯在不小的程度上是依靠聪明人意识到如果他们坚持作为反社会的残余，那么强力就会适用于他们。”[6]美国法学家帕特森(E.Patterson)同样认为：“任何法律在一定意义上都具有某种法律制裁形式”，而且“制裁是任何法体、任何法律规定的必要特征。”[7]
当然，正像法理学的其他观念一样，“强制力”的观念就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也曾遇到过人们的质疑。人们发现，在所有法律制度中都存在着某些不具有直接制裁规定的非强制性规范，如规定个人及法人享有权利、授予国家机构的管理权力的规范。对于这些规范显然无需附设制裁条款。但是，这种质疑的意识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在那些影响广泛的主流法理学理论看来，用稍加调整的“强制力”观念便可化解这种质疑。美籍纯粹法学法学家凯尔森(H.Kelsen)强调指出：“那些本身并未规定强制行为（从而并不命令但却允许创设规范或者明确允许一定行为）的规范是从属规范，这些规范性只有同那些的确规定强制行为的规范相联系才会具有效力。”[8]丹麦现实主义法学家罗斯(A·Ross)也强调指出：“事实上，如果认为所有法律规则都必须以强制为制裁，那么强制就不可能是法律概念的必要部分。但在另一方面，法和强制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因为在任何意义上说，不以制裁为基础的制度就不会是法律制度。”就整体而言，强制是法律制度的“一个必要的不可分割的部分”。[9]瑞典现实主义法学家奥利维克罗纳(K.Olivecrona)更是认为：强制与法律无关或是只居次要地位这样一种观念，“不论怎样，都是一种致命的错觉，武力的使用得以减少到目前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法律所支配的力量势不可当，任何可能和它作对的人都会难以与之抗衡。”[10]
二
法律依赖“强制力”的观念具有四个理论支撑点。其一是人性恶论；其二是统治者权力至上说；其三是立法意志说；其四是功利主义。
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将人性恶作为法律得以产生的基本前提是西方法学思潮的重要特征。人们以为，人类本身便是罪恶的化身，其本性中根植着黑暗与危险的力量，即使承认人类具有某些良知的意念，也必须看到其内在的贪欲以及腐化的倾向时常使良知的意念所剩无几。所以，为使人类社会不致彻底毁灭，就必须用法律对人性予以强制性的控制。早期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St.Augustine)声称，人类来世以后，其本性已被原罪完全败坏了，以前那种爱的秩序已经让位给色欲、贪婪和权欲，这样，理性不得不设计出政府、法律以惩罚遏制人的腐败。从人性恶的角度反观法律强制力的必要性的思维观念，在近代英国哲学家霍布斯(T.Hobbes)那里发展到了极致。他从心理学出发，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地便具有贪婪的心理基础，于是在自然状况中人对人像狼一样处在战争之中，因此“没有有形的力量使人们畏服、并以刑法之威约束他们履行信约和遵守……自然法时，这种战争状况便是人类自然激情的必然结果”。[11]正是在霍布斯的理论之后，人们开始普遍接受人性恶论作为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心理学基础。在现代，庞德较为典型地表达了这种论说，他认为：对人类内在本性的约束，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社会控制即通过对个人所施加的压力来实现的，法律就是一种社会控制，其“目的在于迫使个人尽守本份，支持文明社会并制止个人违反社会秩序。”[12]
像人性恶论一样，对法律依赖统治者权力的强调，是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西方法学思考的又一特征。人们时常认为，法律是以统治者的权力为基础的，法律的力量主要在于统治阶层的权力。在一般社会中，统治者可以制定法律并实施法律，完全是由于统治者具有主权或权力。反之，如果法律失去了效力或实效，也正是因为统治者失却了至上的主权或权力。这样，在法律背后具有权力进而具有强制力的支撑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阿奎那认为，法律是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的；在此基础上，他承认强制的力量属于“代表社会的负惩罚之责的官吏”。[13]而在16世纪，随着主权的、独立的、民族的国家的崛起，法国政治家学布丹(J.Bodin)首先将统治者权力的思想系统化，并将其和国家主权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统治者的最高权力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不同于在特定时间内所授予的有限的权力；最高权力不受法律的约束，因为主权者是法律的来源；统治者的权力的特点就在于不经他人同意便可为公民制定法律。布丹的主权理论经由霍布斯加以发挥，伴随奥斯丁的法理学的详尽分析，最终成为近代法律“强制力”观念的政治学基础。而17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思想家洛克(J.Locke)亦类似地认为：“……谁能对另一个人制定法律就必须是在他之上。”[14]在现代，即使是极为强调法律科学纯粹性的凯尔森，也部分地接受了这一政治学基础。他在批评奥斯丁法律命令说并主张国家权能依赖法律规范的同时，也承认法律规则在某一方面是权力所创立的规范，用以规范个人的行为，而制裁由法律秩序所规定，用以促成立法者所希望的个人行为；并据此以为“法律是规定制裁的一般规范”。[15]
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因此它必然体现了人的尤其是制定者的愿望或意志，这种立法（包括法官创立判例）意志说（辅之以统治者权力至上说），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的西方法理学中亦是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观点。显然，如果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并承认在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愿望会出现彼此矛盾的情况，而且并非所有人都会自觉或自愿或习惯地遵从法律制定者的意愿，那么，就自然会导致主张用强制力来确保法律的遵守与实施的思维观念。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也宣称立法权属于公众的联合意志，在任何情况下对立法意志是不能抗拒的；忍受立法权的滥用是人民的义务，因为体现立法者意志的立法是一切法律的渊源。正是以此为出发点，他认为国家制定的法律才具有现实的强制性。[16]立法意志说在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中得到了较为详尽的阐发。奥斯丁认为，法律是一种命令，这种命令表达的是命令者要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愿望，而愿望和意志在命令者那里是一致的。他确信，如果被命令的人未能满足命令者的愿望，就会出现对被命令者的不利状态即制裁。[17]可以看到，随着18世纪西方立法运动的展开，立法意志说便逐渐成为了法律“强制力”观念的立基法学础。
法律具有或应当具有“强制力”的观念，意味着法律要对那些不服从法律的人予以强制约束。这必然会引出一个层次较深的问题：法律如此强制的社会目的是什么？在本世纪50年代末以前，西方法理学思考都大致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基本信念。作为对社会进行整体思考的伦理学的“目的论”或“效果论”，功利主义以为，行为或实践的正确与错误仅仅取决于其对受其影响的全体人们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所谓行为在道德上的对错，是就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善或恶而言的，它与行为本身是无关的。与此相适应，功利主义主张权利和义务的概念从属于最大利益的概念或由最大利益所决定。而功利主义的基本信念与法律应当强调“秩序”价值的意识默契配合，从而使手段性的法律制裁在目的性的法律价值之下得以获得法律基本特征的地位。阿奎那便说：“社会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并且更为神圣。所以，对于某一个个人的伤害有时是可以容忍的，如果这种伤害是有利于社会福利的话……”[18]他将某社会福利和社会秩序联系起来，并以此作为法律的目的，进而阐明法律强制力量的必要性。庞德则指出：作为社会控制形式之一的法律控制，其最终目的就是尽可能地以最小损失满足最大多数人的需要。[19]而在社会利益中，和平与秩序是法律承认的第一个利益。[20]所以法律包含着强制力。在近现代，由于边沁(J.Banthem)的政治伦理学说和社会法学派的理论影响逐步扩大，社会伦理学意义的功利主义便成为法律“强制力”观念的伦理学基础。（此外，作为对个人心理结构的一种假说，早期的功利主义认为，人类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于是，在某些法律理论尤其是近代法律实证主义的理论看来，为诱发个人对法律的服从，“制裁”无疑是对个人施加痛苦的必要的威胁手段。而这种较为粗糙的心理假说，显然是对“人性恶”论的辅助与配合）。
三
虽然“强制力”的观念在西方法理学中长期占据着支柱性的位置，但在理论上，这种观念毕竟未能对复杂纷然的法律现象作出令人信服的诠释说明。在大多数当代西方法理学家看来，这一观念不能圆满地解释法律内容、法律作用、法律活动和法律适用范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它具有牵强附会的人为因素，实际上，它是对法律某些现象（甚至病态现象）的过度关注与夸大的结果。于是，在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法律“强制力”的观念终于遭到了法学家的全方位的严厉发难，其主导地位终于飘浮动摇。而这一影响深远的全方位发难肇始于英国新分析法学家哈特(H.Hart)和美国新自然法学家富勒(L.Fuller)。
在法律的内容上，哈特指出：并非所有法律都命令人们去做或不做某事。将授予个人立遗嘱、订契约或结婚的权利的法律和赋予官员权力如审判权或立法权的法律，归类于以制裁为后盾的命令式的法律，显然是错误的。就立遗嘱的法律而言，人们可以“遵守”也可以不“遵守”。如果未遵守，遗嘱将不是一个“有效的”法律文件。但是，尽管如此，“未遵守”的行为也不会因此而招致制裁。就有关授权立法的法律来说，由于立法是在创立法律权利义务中行使“有作用的”或有效的法律权力，如不遵守该法律的条件，实施的行为就会无效并成为无用的行为，但不会因此受到制裁。[21]像哈特一样，富勒也认为在现代法律中，有些规则根本没有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机会，人们没有理由将这些规则视为非法律。[22]在法律的作用上，哈特声称，授予个人权利的规则和婚姻有效契约有效的规则，是以授权个人创立权利义务的方式来为人们提供实现其愿望的便利。而在法律的活动上，哈特相信，行使立法权制定权威性法规并发布权威性命令的人，是以完全不同于履行义务或服从强制性控制的目的行为方式来运用权力的。如果我们简单地从法律义务承担者的观点看待法律，将法律的其他方面放在义务的条件的地位上，那么，我们便会把至少和义务一样对社会有价值的要素看成是某些从属性的东西。而如果想要理解授予个人权利和授予官员权力这一类的法律，就必须从行使权利或权力的那些人的角度去看待它们，[23]而在法律的适用范围上，哈特认为，即使是设定义务的法律，它也不仅仅是适用于一般人们，在现代社会法律中它同样适用于制定法律的人，而想象制定法律的人因为恐惧制裁而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是令人费解的。因此，哈特和富勒均指出，法律“强制力”的观念实质上是以刑法为基本模式并将其加以泛化而得出的错误观念。富勒更是认为，法律有时要做的事情和法律定义本身一定是两回事，这就如同现代科学有时要用计量测定装置，人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科学的定义一定要包含计量测定装置的使用一样。[24]
在主张法律具有“强制力”的理论中，有一种观点即凯尔森的观点是颇为奇特的。与一般法律观点不同，凯尔森不仅将禁止某种行为的规则（如刑法规则），而且将允许某种行为的规则或授权规则均视为一种特殊规则的假设前提或“条件从句”，这种特殊规则不是指导一般公民，而是指导官员并且命令官员如果某些条件被满足则适用某些制裁。根据这一看法，禁止谋杀的法律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指导官员在某些情况下对那些谋杀者适用制裁的法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律是规定制裁的基本规范。”[25]与这种观点相类似，美国法学家霍姆斯(O.Holmes)以为理解法律的准确角度就是“坏人”的角度，因为“坏人”只关心法院将会作出什么样的制裁性的判决，而离开法院的行为和制裁便无法把握法律的实质。哈特认为，这些观点不仅抹煞了授权一类规则的对一般人们的指导作用，而且否定了禁止性规则对一般人们的指导作用。这正如将所有体育比赛规则作为指令裁判如何裁判的规则的“条件从句”一样，否定了前者对一般比赛者的指导意义。而且，“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的主要作用并不见于个人争讼或起诉，而是见于对法院以外的生活的各种方式的控制、指引和计划”。[26]
在本世纪60年代，哈特和富勒分别成为崇尚实证精神和崇尚应然理想的法学流派的代表人物。正如他们各自的某些理论对后来的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样，其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批判，在当代西方法理学界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可。虽然在具体细节上法理学家还有某些不同的甚至矛盾的意见，但是，在否定法律的概念与“强制力”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这一主要问题上，他们并无二致。在西方社会法律制度的部门及内容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这种否定在他们看来更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必然结果。美国综合法学派法学家博登海默(E.Bodenheimer)指出：如果因为政府强制力的运用越来越少而宣称法律在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显然是对法律作用多样性的一种误解。如果必须将主要依赖强制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这只能表明法律制度机能失灵而不是肯定其效力与实效。“既然我们不能根据一个社会制度的病态表现来给其下定义，那么我们就不应将强制的使用视为法律的本质”。[27]奥籍法学家温伯格(O.Weinberger)认为，以威吓力为基础的强制不是法律的本质要素。将制裁视为法律唯一的刺激力是对法律的极大误解，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指引和协调，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而是促进。[28]美国法学家诺内特(P.Nonet)和塞尔兹尼克(P.Selznick)亦认为：“社会科学的态度是把法律经验看作可变的和场合性的。当人们在一定的意义上刻划法律的特性或者认为法律具有不变的属性时，就违反了这一原则。在法理学的那些论战中，背离这种变化原则是一种常见的倾向；在法律与强制……的关系被当作是法律现象的一个定义性的因素时，就是如此。”[29]
四
可以发现，在摈弃“强制力”（尤其是国家强制力）是法律的基本特征这一观念的过程中，西方学者提出的某些理论发挥了颇为重要的支持作用。
首先，“内在观点”的理论的提出，使人们确信法律强制说忽视了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存在，这部分人对社会以及法律采取了积极的合作态度，他们完全不同于霍姆斯所说的持有不良心理的坏人，正是在这部分人的主观合作态度之中，法律才展现了其存在的意义。从法理学角度最初系统阐述“内在观点”理论的是哈特。在他看来，“内在观点”是指人们积极主动接受规则作为指引，并以规则作为评价他人行为的基础或标准的主观态度。哈特承认，在社会中的确存在拒绝接受规则并且当判断违反规则会遭到制裁时才关心（或被迫接受）规则的人，这类人可以称为一种持有“外在观点”的人。但是，社会中作为官员、法律工作者或者个人的大多数人，则主要是以人们熟悉的方式根据规则处理生活，他们不断用规则作为社会生活方式的指导，用规则作为主张、要求、认可、批评或惩罚的基础。他们持有的是“内在观点”。“任何渴望适当处理复杂现实的法律理论面对的困难之一便是牢记两类人的观点的存在，而不是超越现实来界定其中之一”。[30]在哈特之后，西方法学家一般接受了“内在观点”的理论，承认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的客观存在并承认这类人在社会中通常占据大多数。显然，这一理论暗含着对“人性恶”说的批判，如果这一理论可以成立，那么，从观念上将法律整体意义上的强制和大多数具有积极主动合作态度的人的存在加以整合便会出现较难克服的逻辑困难，同时，得出“强制力”不是法律的基本特征的结论也将是较易理解的。
其次，“社会合意”(Societal consensus)的理论的提出与发展，使西方法理学家逐渐更多地从“同意”或“自愿”而非“被迫”或“制裁”的角度去看待法律现象。社会合意理论认为，社会中的所有成员，不论其在社会中的相对地位如何，都会受到相同文化结构和历史渊源的影响，都会为实现最终价值观念如平等、自由而形成较为一致的意见，从而为社会承担共同的义务。正是因为如此，一个社会的稳定在于该社会成员必须对基本价值观念具有普遍的赞同。基本这种理论，西方多数学者以为，西方工业社会的相对稳定应当归功于或依赖于社会成员之间相当程度的“意见一致性”。当然，对于如何形成“合意”的问题会有不同的看法，如批判法学便认为“合意”的形成正在于与权力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的潜在力量。但是，即使是批判法学的某些法学家如亨特(A.Hunt)也承认，社会的稳定因素不仅仅缘于法律有时所能凭借的国家的强制力量。所以，当代西方法理学家一般相信，人们遵守法律主要并非由于他们被迫如此，而是由于他们同意至少是默许法律的实施与运行，反之，法律制度能够发挥其功能也正主要在于这种同意，而非强制力的威胁与恐吓。在“社会合意”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否定意识，并非要剔除法律程序中有时存在的强制制裁，而是将重点从强制的服从转向自发的同意，[31]进而否定“强制力”在法律概念中的基本特征的地位。
第三，“权威”理论的深化与阐扬，在另一方面使当代西方法理学家将注意力逐步转向法律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并使他们逐步在法律的本体论要素的阐述中用“权威”的概念来替换“强制”的概念。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虽然主张法律必定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秩序，但是，在另一方面又详细论说了“权威”的要义与建立方式。在韦伯看来，研究“权威”时，人们不能忽视从上而下的命令是被作为一种“正当的”形式而被接受这一事实的意义。所以，“权威”的要义在于：对命令的服从，仿佛是被统治者已经出于自身的理由将命令内容当成自己行动的格言。换言之，被统治者对其服从的“权威”的积极赞成，便是“权威”的一个基本特点。韦伯认为，“权威”的建立方式可以大致地分为“魅力型的”、“传统型的”和“法律型的”。尽管这三种建立方式各有不同，但是，它们都基于对“权威”本身“正当性”的信任，而如果没有这种传播广泛的信任，“权威”的运作便会停止并代之以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正是在韦伯的“权威”理论之后，西方学者开始从社会政治角度系统地研究“权威”现象。“人们普遍同意，权威不能仅以武力或武力的威吓为基础，它依赖于影响、接受等等”。[32]与此相适应，法理学也积极地思考法律与“权威”的关系。由于接受了经过详细阐发的“权威”理论，当代西方法理学家一般相信，在遵守法律的背后，不仅有良心、习惯、威慑的作用，而且有要支持某种“权威”的信念的作用。“权威理论可以说明对法律经验的详尽阐述，可以说明在这种经验中强制、合意和其他与法律相关的现象的可变地位”。[33]在法律中，物化的“强制力”的力量是重要的，但是教育、信仰或理性的力量则是更重要的。在发达的法律制度里，就公民的义务基础而论，“权威”超越于强制力，它受理性的制约并服从公众的舆论。因此，“在关于法律的讨论里，关键的一词是权威而不是强制”。[34]而且，在说明法律的本质时，必须使用“权威”的概念，这一概念不仅在确定服从法律的义务时而且在理解法律义务本身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律要求正当的权威是其本质特征”。[35]“法律制度的核心观念是权威观念”。[36]
此外，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在较为宏观的背景中有赖于政治学及伦理学里各种学说对社会功利主义的广泛批判，其中，尤以美国哲学家罗尔斯(J. Rawls)、诺齐克(R. Nozick)和英国哲学家菲尼斯(J.Finnis)的学说的批判最为重要。罗尔斯以为，功利主义坚持为社会较大的利益可以牺牲较小的利益的观点，是允许一部分人严重侵犯另一部分人的平等和自由。但是，每个人都具有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即使为了更大的社会利益，个人的平等自由的权利也不能因此而加以侵犯，“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所以，在一个正义的社会里，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37]在诺齐克看来，功利主义是一个当下切断时间的伦理原则，它将分配现状当作一个历史切片使之与历史过程相分离，仅关注当下的结果，目的、趋势和接受者，而不关注历史过程中的缘由和给予者。于是，功利主义实际上只从整体上思考问题，而不考虑具体分配份额的问题。但是，这与人们的一般正义观是相矛盾的，因为它忽视了谁该得多少的问题，而该得多少的问题必须参照历史的来源和过程以及给予者的权利，不能仅注意现状和结果。这样，信奉功利主义就会不断地干涉个人生活，侵犯个人权利。菲尼斯则认为，功利主义的“善的最大化”观念是无法令人信服的。因为，各种各样的客观的善是不能进行比较的，不能依靠同一尺度衡量谁优准次。人们无法议论知识作为美学享受的善，其数量是多少。责成最大化它们是无意义的，正如同“试图将此页尺寸的数量、此页码（第六页）的数量和此书总体的数量结合起来计算”一样是无意义的。[38]正是因为善是无法比较的，所以，不能以善的最大化为理由去牺牲另一种价值。上述三人对功利主义的批判无疑意味着强调法律的其他价值，如平等、自由、公正等等。而在当代西方社会权利观念日渐膨胀的氛围中，这些批判在法理学家那里自然容易获得青睐与赞扬。“在当代西方社会中，秩序、正义和个人自由这三个价值都是不可缺少的，……对于仅仅依赖对一切危及社会安定的行为进行暴力镇压来维持秩序的法律制度，我们是不满意的”。[39]在当代西方法理学家的眼睛中，平等、个人自由等价值在法律上便应当体现为“保护性的”、“促进性的”权利规范内容，而与“秩序”价值密切联系的法律“强制力”的观念，便应当消融于与其他价值相联系的法律“可接受性”的观念中。
五
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弱化，在当代西方法理学中意味着一场本体论的变革。因为，它首先反映了当代西方法律概念理论的基本模式的重构，其次反映了当代西方法理学的话语中心的转换，第三反映了当代西方法理学视域的更新。
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州市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湖北省荆州市人民政府
荆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荆州市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荆政规〔200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荆州开发区，市政府各部门：
现将《荆州市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九年三月二十九日
荆州市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各级地税、国土资源、房产、发改、建设、规划和财政等管理部门的相互配合，强化房地产税收的征收管理，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作用,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稳定住房价格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26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82号）、《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建设部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05〕89号）、《国家税务总局、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税收管理工作的通知》（国税发〔2008〕14号）和《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房地产税收管理工作的通知》（鄂政办电〔2008〕138号）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房地产业的税收征收管理活动。凡在本市从事房地产经营活动，发生房地产业应税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均为房地产业应缴地方各项税费的纳税义务人(以下简称纳税人)。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房地产业,是指提供建筑安装、转让土地使用权和销售不动产的业务。
提供建筑安装业劳务是指提供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和其他工程作业。
销售不动产是指销售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包括:新建房屋(即增量房)销售和二手房(即存量房)交易。
转让土地使用权是指通过国土资源部门以招、拍、挂或其他方式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
第四条 从事房地产业的纳税人应缴纳的税费主要有营业税、城市建设维护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印花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地方教育发展费、河道堤防维护费及价格调节基金。
第五条 下列行为属于房地产税收的征税范围:
（一）以转让有限产权或永久使用权方式销售建筑物及其他土地附着物的行为。
（二）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行为。
（三）以投资入股名义转让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但未与接受投资方共同承担投资风险,而收取固定收入或按销售收入一定比例提成的行为。
（四）未到国土资源、房产部门办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转移手续,但实际已经取得土地或不动产的占用、使用和处置权,并将土地使用权或不动产所有权自主转让或销售给他人,同时向对方收取了货币、货物或其他经济利益的行为。
（五）土地使用者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的行为；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土地使用者和不动产产权人之间相互交换土地使用权和不动产所有权的行为。
（六）接受他人委托代建不动产，但以接受人自己的名义办理工程项目立项，不动产建成后将不动产交给委托人的行为；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投资者在工程完工前,将自身全部的权利、义务(即已完工工程及其权益)有偿转让给他人的行为。
（七）对一方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提供资金,合作建造不动产的行为,分别征收营业税：
1．合作双方按比例取得部分不动产所有权或取得固定利润或销售收入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按转让土地使用权行为征税，对出资方按销售不动产行为征税。若合作一方或双方将分得房屋进行销售,以销售者作为纳税人按销售不动产行为征税；
2．对出地方提供土地使用权，由出资方负责建造不动产并使用若干年,期满后不动产无偿归还给提供土地使用权一方的,对提供土地使用权的一方按“服务业――租赁业”征税，对出资方按“销售不动产”征税，将出资方的投资额确定为应纳税营业额；
３．合作双方成立合营企业,合作建房，房屋建成后,双方采取风险共担,利润共享的方式分配利润的,只对合营企业按销售不动产征税。
第六条 整合征管资源,实行房地产税收一体化管理。各级地方税务机关应按照行业管理的要求，将房地产税收集中到一个征收机构统一管理。
第七条 对纳税人发生的不同应税行为，分别按以下税（费）率或附征率计征地方各项税费：
（一）凡纳税人发生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应征收下列税费：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费）。营业税按销售（转让）收入额，依5%的税率征收；城建税按实缴营业税税额7%（镇5%、乡1%）征收，教育费附加按实缴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实缴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销售（转让）收入额的0．1%征收；
3．价格调节基金按销售（转让）收入额的0．1%征收；
4．印花税按书立的购房合同（产权转移书据）金额,依0．05%的税率征收，对个人销售或购买住房暂免征收印花税；
5．土地增值税按销售（转让）收入分别实行预征和核定征收：
（1）对财务健全的企业，按销售（转让）收入实行预征，预征率分别为:普通住房0．5%,其他住房2%,开发项目完工后汇算清缴;单纯转让土地使用权,按转让收入额依5%的比例预征;非房地产开发企业和单位按转让收入额依2%的比例预征；
（2）凡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符合清算条件拒不实行清算的企业，按销售（转让）收入实行核定征收，核定征收率为：普通住房1%,其他住房2%,转让旧房（存量房）2．5％，单纯转让土地使用权5%；
（3）个人销售住房暂免征收土地增值税。
6．企业所得税。凡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一律按销售（转让）收入额附征。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他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在荆州城区的，依3．5%的附征率计征；在其他地区的，依2%的附征率计征。销售普通住房，在荆州城区的，依2%的附征率计征；在其他地区的，依1%的附征率计征。
凡财务制度健全并经主管地税机关认定按销售（转让）收入实行预缴所得税的，先预缴后汇算清缴，其预缴率统一为2%。
7．个人所得税。凡能据实征收的，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征；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销售（转让）收入额附征。销售非普通住房或其他不动产、土地使用权,在荆州城区的，依4%的附征率计征；在其他地区的，依2%的附征率计征。销售普通住房，在荆州城区的，依2%的附征率计征；在其他地区的，依1%的附征率计征。
对个人转让房屋，凡能据实征收的，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征；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转让收入额附征。转让普通住房，依1%的附征率计征；转让非普通住房，依2%的附征率计征。
8．契税按取得不动产或土地使用权成本价征收,税率为4%。其中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普通住房的税率为1％，首次购房证明由住房所在地县（区）住房建设主管部门出具;购买90平方米－140平方米（含）普通住房的税率为2%。
9．耕地占用税按实际占用耕地面积征收,征收标准为:荆州城区每平方米45元(其中经济开发区每平方米35元),沙市区乡镇、荆州区乡镇、江陵县、松滋市、公安县、石首市、监利县、洪湖市为每平方米25元。
（二）凡纳税人发生建筑安装行为的，应征收下列税费：
1．营业税及其附加税（费）。营业税按工程收入额依3%的税率计征;城建税按实缴营业税税额7%（镇5%、乡1%）征收，教育费附加按实缴营业税税额3%征收，河道堤防维护费按实缴营业税税额2%征收；
2．地方教育发展费按销售（转让）收入额的0．1%征收；
3．价格调节基金按销售（转让）收入额的0．1%征收；
4．印花税按书立的建筑安装合同金额,依0．03%的税率征收；
5．企业所得税。凡财务制度不健全的,一律按工程收入附征。在荆州城区的，依3%的附征率计征；在其他地区的，依15%的附征率计征。凡财务制度健全并经主管地税机关认定按工程收入实行预征所得税的，先预征后汇算清缴，其预征率统一为2%；
6个人所得税。凡能据实征收的，按《个人所得税法》规定计征；凡不能据实征收的，按工程收入额附征，依15%的附征率计征。
第八条 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应以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作为营业额。全部价款，是指成交合同的总价格,包括向对方收取的各种物质利益、分期付款金额以及金融机构提供的按揭贷款；价外费用，包括向对方收取的手续费、基金、集资费、代收款项、代垫款项及其他各种性质的价外费用。
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价格明显偏低而无正当理由的,以及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的,主管地税机关应以本地区当月或近期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的平均价格作为其营业额；没有同类平均价格的,按核定的计税价格作为其营业额。
第九条 纳税人提供建筑安装劳务、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行为应纳营业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其收讫营业收入款项或索取营业收入款项凭据的当天。纳税人转让土地使用权或销售不动产采用预收款项(含预收定金)方式的，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其收到预收款(预收定金)的当天。将不动产无偿赠与他人,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不动产所有权转移的当天。
第十条 纳税人销售不动产或提供建筑业应税劳务的,应在不动产销售合同签订或建筑业工程合同签定并领取建筑施工许可证之日起30日内,按国税发〔2006〕128号文的规定,持有关资料向主管地税机关申请办理不动产、建筑工程项目登记。
建筑施工单位与单位或个人签订施工合同后,应到主管地税机关办理（注册）税务登记或建筑工程项目登记；建筑施工单位在领取工程款时，必须凭正式建安发票结账。
第十一条 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发生房地产经营业务收入时,应及时到地税机关申请领购预售房款专用收据,按月将取得的经营业务收入向地税机关申报缴纳税费。开发的房地产项目验收合格后在房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权属登记前，应到地税机关将预售房款专用收据换成销售不动产专用发票。房地产开发单位或个人在转让土地使用权或者销售不动产收取款项（包括收取预收定金）时，不得以其他任何收据代替。
第十二条 地税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要进一步加强部门协调配合，建立综合信息传递机制，共同抓好房地产各环节税收控管；加快房地产业税收征管互联网开发与应用，完善综合信息共享机制。
（一）发改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向地税部门传递有关房地产项目立项信息。
（二）建设、规划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向地税部门传递房地产开发及建筑工程项目审批信息。
（三）国土资源部门按照“先税后证”的规定，凭耕地占用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办理耕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凭契税完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办理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并将耕地占用税、契税完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存档备查。凡未提供耕地占用税、契税完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的，国土资源部门一律不得办理耕地转建设用地手续、土地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国土资源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向地税部门传递耕地转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交易信息。内容包括承受土地使用权的单位或个人名称、土地位置、价格、用途、面积等，地税部门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四）房产部门按照“先税后证”的规定，凭销售不动产发票和契税完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办理产权交易手续，并将契税完税凭证存档备查。凡未提供销售不动产发票和完税凭证（或减免税证明）的，房产部门一律不得办理房屋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房产部门应于每月10日前将房屋权属登记或变更登记的信息向地税部门传递，地税部门应对上述信息认真核对。
地税契税征收窗口应依据纳税人报送的销售不动产发票和其他申报资料，受理契税办理事项，并将发票复印件作为申报资料存档；对于报送资料不全者，应要求其补充资料，否则不予受理。同时，地税部门应将实施有关税收管理过程中获取的信息按月定期传递给各有关职能部门。
第十三条 对国土资源、房产部门配合税收管理增加的支出，同级财政部门按其实际协助地税部门征收税额4－5％的比例拨付协税护税经费。
第十四条 地税部门工作人员在征税过程中，经发现有擅自减免税和收人情税行为的，应按照相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纳税人若采取编造虚假合同、隐瞒收入、降低房价、减少房屋面积等方式造成少缴或不缴税款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纳税人违反规定未使用预售房款专用收据、专用发票和支付建筑施工工程款项时，未凭地税部门出具的正式建筑安装发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相关职能部门未按要求及时传递信息，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对未做到“先税后证”规定的，要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情节严重且造成税款流失的，由失职单位补交相应流失税款，并对相关失职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五条 各县市区政府可按照本办法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房地产税收征收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六条 本办法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市地税局负责解释，其未尽事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相关政策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有效期为2年，自2009年1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