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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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实施办法
山东省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实施办法
山东省政府
第一条 为了稳定粮食市场，防止粮食价格大幅度波动，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促进粮食生产稳定增长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根据国发〔1994〕31号《国务院关于印发〈粮食风险基金实施意见〉的通知》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方粮食风险基金是各级政府用于平抑粮食市场价格，维护粮食正常流通秩序，实施经济调控的专项资金。
第三条 从1994年粮食年度起，省和各市地、县（市、区）必须建立足够的地方粮食风险基金。
第四条 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用于地方储备粮食和地方政府为平抑粮食市场价格吞吐粮食发生的利息、费用和价差支出；对以种粮为主、既缺粮又缺钱的农民，因吃返销粮的粮价提高而增加的开支给予补助。原来由扶贫经费、社会优抚救济经费等开支的事项，不得挤占粮食风险基金。
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根据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用途确定。
第五条 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由省级财政从省级节余的粮食补贴、粮食专项补贴和其他资金构成。
市地、县（市、区）粮食风险基金的资金由省下拨的中央补助和地方财政预算安排构成，两项资金的配备比例原则上为1：1。各地自筹的资金来源主要有粮食价格放开后地方财政节余的补贴和地方财政预算已安排的地方储备粮利息、费用补贴及其他预算资金。具体到各市地、县（市
、区）的资金配备比例，地方筹资渠道，不一刀切，以达到需要的资金规模为标准。
第六条 各市地要组织财政、经委、物价、粮食、农业等部门认真测算，按照第四条用途要求测算地方粮食风险基金规模，报省政府审定。省政府根据各地测算的规模，两项资金的配备比例，确定各地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最低规定。各地实际筹措资金总额不得少于最低规模，除省下拨
中央补助资金外，缺额部分全部由各地自筹。最低规模所需资金必须在今年内全部到位，以后年度随使用随补充，只能增加，不能减少。省下拨的中央补助资金和各地自筹资金必须同时到位，如各地自筹部分不能及时到位，省下拨的中央补助部分也相应减少。
第七条 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调度使用权属同级人民政府。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设专户管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由省财政厅会同省物价局、粮食局、经委、农业局负责管理。
第八条 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列入同级财政预算，每年安排。财政在编制预算时，应将当年安排的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纳入预算。在预算执行中，地方粮食风险基金的拨付应摆在优先位置。当年结余的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可以结转到下年滚动使用。具体财务处理办法由省财政厅商有关部门制
定下达。
第九条 政府通过储备和吞吐粮食的办法，实施对粮食市场价格的宏观调控。当粮食市场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收购价格时，政府委托国有粮食部门按照国家确定的收购价格敞开收购农民交售的粮食，粮食企业要本着“保本微利”的原则进行经营。经营这部分粮食所需利息、费用，由地
方粮食风险基金代垫，粮食销售后，粮食企业必须如数归还代垫的资金。当粮食销售价格过高时，政府委托国有粮食部门抛售粮食，使过高的销售价格回落到合理的水平，一旦抛售价格低于成本价格，价差部分由地方粮食风险基金支付。抛售市地、县（市、区）储备的粮食，由市地、县（
市、区）级粮食风险基金支付；抛售省级储备粮食，由省级粮食风险基金支付。
第十条 落实好对吃返销粮农民的补助。
补助对象：真正从事种粮而又吃返销粮的农民。对种植经济作物或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民，不予补助。
补助标准：对吃返销粮的农民，补返销粮新销价与原销价的差价部分。
补贴办法：吃返销粮的农户可以凭购粮本按原销价从粮食部门买粮，由财政与粮食部门统一结算。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挪用、克扣给农民的补助款。
第十一条 各地要把建立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制度同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粮食风险基金只用于企业执行政府的政策性职能所发生的利息、费用和价差支出，不得用于粮食企业正常的经营性活动。
第十二条 各市地可根据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粮食风险基金的具体实施办法，并报省经委、财政厅、物价局、粮食局、农业厅备案。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1994年8月1日起执行，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凡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一律按本办法执行。
1994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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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1]赠与能推动社会进步，我国关于赠与人的撤销权主要集中于合同法赠与合同中11个条文中，由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的特点，我国赠与合同法对赠与人赋予撤销权，但是赠与人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缺乏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及赠与人撤销权具体规定，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一）赠与人撤销权内涵释义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赠与虽然不可能成为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移转的主要形式，也起不到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赠与仍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赠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财富平衡分配；另一方面，赠与可以沟通赠与双方当事人的感情，进而融洽社会气氛，减少社会矛盾。“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和单务合同，即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既可获得利益，这一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因此，为均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都尽可能采取措施优遇赠与人。”[2]赠与人的撤销权正是法律为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设定的优遇措施之一。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虑，需要对赠与人进行特别保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法将赠与合同或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规定为要式合同，均在实践此项价值判断。但是，将赠与合同确认为实践合同或要式合同，只不过为达成此目的的一种途径而已，实际上，在确认赠与合同诺成性的同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亦能保护赠与人的利益。“在此立法例下，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在动产须交付，在不动产须登记），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的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可见，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3]因此，无论是将赠与合同确认为实践合同，还是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前提下将其确认为诺成合同，受赠人取得赠与物都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两种立法例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有助于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的利益平衡。 赠与合同的性质到底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尤为重要。对此，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产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然而我国新合同法第185条则这样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合同法第186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表明：“赠与合同的成立仅仅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无偿转移财产意思表示一致，而无其它任何条件，“一诺即成”，因而是诺成性合同。”[4]。很显然，这里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同时保持与各国立法相一致。在过去，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时，对赠与人十分有利，因为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当然可以说话不算数，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对受赠人而言却十分有害。“因为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因信赖赠与而付出的有关经济费用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5]，这既损害了受赠人的利益，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新合同法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时，则意味着，只要赠与人和受赠人就赠与标的物之事达成一致意见，赠与合同就成立并生效，赠与人必须受到合同的约束。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英美法的“禁反言”及大陆法上的“言出如法”“，承诺必须遵守”的法律理念，但是实际上只对受赠人有利，而对赠与人不公平。“因为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只有赠与人负有向受赠人给付约定的赠与标的物的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承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中，受赠人履行所负担的义务也不是赠与人履行义务之对价。”[6]“这与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相比，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7]所以，“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现代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都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付他人，即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8].我国合同法即采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依据公平原则，允许赠与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以使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也正因为赠与合同诺成性的确立，加强了赠与合同对赠与人的约束，但由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合同，基于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之间利益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同时确立了赠与撤销权制度。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任意撤回权与法定撤回权就是立法为优遇赠与人而创设的诸多制度中的两项措施。
（二）赠与人撤销权行使条件
（一）赠与人法定撤销权行使条件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条件，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而我国《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第193条第1款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根据以上规定，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可以分为赠与人的法定撤销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撤销两种.. 1.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有严重侵害行为。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当属无疑，但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各国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严重侵害的对象包括近亲属在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赠与人的近亲属虽然不是赠与合同的当事人，与赠与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考虑到他们与赠与人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受赠人对他们的侵害，将对赠与人造成精神甚至财产上的损害，实质上也就使赠与人本人受到了间接侵害。”[9]至于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民法通则》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相同，包括赠与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另外对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的严重侵害行为的认定，笔者认为应要求受赠人必须要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侵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在所不同。这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触犯刑法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声誉的行为。如果赠与人对损害没有过错，实属意外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此情形和第一种情形一起构成大陆法系国家所称的“忘恩负义行为”。这里的抚养义务是仅指法定义务还是包括约定义务，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主要是指法定抚养义务，也包括约定抚养义务。另外必须要有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抚养义务的事实，此事实是在受赠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所致。而受赠人在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的不履行属于客观不能，表明受赠人主观上并无不履行的故意，为此赠与人不能产生撤销赠与的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0条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对所附义务，受赠人须按照约定在赠与物的价值限度内履行义务。因为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仅负有履行赠与的义务，而且要在合同所附义务的范围内对赠与标的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如果不允许赠与人在受赠人违反履行约定的义务时撤销赠与，则对赠与人不公平，赠与目的也即受到损害。因此在受赠人拒不履行其所负担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提出撤销赠与。但也并不是意味着只要受赠人有轻微违约的情形时就可撤销赠与。笔者认为，必须是能够达到受赠人不履行义务致使赠与人当初设定义务的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时，赠与人才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 4.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赠与的撤销本应属于赠与人，但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赠与人的撤销权事实上已无法行使，而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才能实现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和意愿。 至于赠与人的继承人行使赠与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德国、瑞士和台湾地区的规定不尽一致。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1款则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法典规定不同的是我国法律不仅规定了继承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而且还规定了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条件，可见我国法律的规定对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更为有利。一般认为，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赠与撤销权应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继承人没有死亡或者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则其本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其次是赠与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是由于受赠人对赠与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违法行为造成的。值得探讨的是，如果赠与人非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死亡，且有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的，赠与人的继承人可否撤销赠与，各国立法均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应允许继承人撤销赠与。但在受赠人的行为严重违背所附义务和赠与本意或者妨碍了赠与人撤销赠与时，赠与人死亡后，赠与人的继承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法定撤销权行使时间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并不是无期限的。在法定撤销权产生后，赠与人未行使该撤销权之前，赠与合同仍然有效，但却有随时被赠与人撤销的可能，这对受赠人将十分不利，使受赠人的权利永远处于不安的状态。为此，为了维护赠与关系的稳定性，促使赠与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特别限定赠与人行使该权利的期间。《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超过一年不行使的，该撤销权即消灭。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还规定了赠与人之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个月，自其知道有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一般情况下，法定撤销权的行使要由赠与人本人行使，但在赠与人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则撤销权由其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如果在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出现《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情形，而赠与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又不是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所造成，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能否行使撤销权，对此，合同法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笔者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撤销权，因为赠与合同是以感情和道德为基础的，出现了撤销的法定事由，也就丧失了赠与合同存在的道德基础，也必然会违背赠与人实施赠与的初衷，导致合同利益的受损，如果赠与人活着或者没有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必然会行使撤销权。 赠与人撤销权行使后果 关于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可以通过向受赠人明确的表示，也可以通过诉讼或者遗嘱的方式为之。赠与合同被撤销后，就尚未履行的部分，归于消灭，赠与人的拒绝履行；已经履行的按照合同法五十八条规定处理。
（二）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推知，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销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只限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至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因财产是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国动产以交付时起权利转移，不动产或者其他应当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如船舶、车辆等），只有在依法办理了登记等手续后，才发生财产权利的转移。动产交付以后，不动产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受赠人享有，赠与合同就履行完毕，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赠与人不能再行撤销。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如果赠与人是将其财产赠与给“希望工程”或贫困灾区，则赠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此时就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合同，否则就不利于倡导扶危济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本人对于无因管理人之赠与，以及所谓的“报酬赠与”（如家庭教师不索报酬，因而向其致送谢）或“相互的赠与”（如礼俗上之往来）”[10]，等等。“因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有更深的道义上的情感，如果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则与其原赠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请求撤销赠与。”[11]限制这两种性质赠与任意撤销的目的在于倡导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风尚或维护社会道德观念。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证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同时，公证还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在此过程中赠与人有充分的考虑余地，一旦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就应对自己的赠与行为负责。 (三） 穷困撤销权的行使 “赠与人的法定解除，有的学者称之为穷困抗辩权”[12]，《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本来，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双务合同的单务性，“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13]。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似乎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认为，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行使一般要求，一，赠与人事实经济状况恶化，难以维持生存，二，赠与人严重生活困难是自然所致，非人为转移财产所致，三不具有溯及力，对以往的赠与不产生影响。
三、我国关于赠与人撤销权存在问题
我国立法深刻的参照老大哥苏联是其典型代表。它在民法典中规定：“赠与合同在交付财产时才认为签订”。[14]这种交付违背了合同的公平、平等与自由，也不利于对信赖利益、预期利益的保护，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是对城市信用原则的模式，以这种方式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的语言和法律严格意义上就存在错误。作为生效要件的交付，交付必须是财产权利，而不是财产本身。1999年我国颁布的《合同法》也基本采纳了诺成性，笔者不同意完全采用诺成性，应当分不同情况时，给以区别对待.赠人与任意撤销权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其一，信赖利益保护的丧失，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而生的《合同法》，更应该确保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对于这一问题，确立赠与之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国家，包括我国合同法在内，均未做出规定。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大陆法系把信赖利益又称为消极行为上之利益或契约上之利益。” [15]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的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致使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16]，也有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承担的责任。”[17]其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其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其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民法对形成权的除斥期间一般都有具体规定，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其六，现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不利于建立诚信的制度，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一个人生活在互不信任的社会中，大家就像潜在的战争状态。对当事人的信赖提供法律保护，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方法，是给市场经济巨大的动力所在，现行社会，我们只有注重单个的信用的建立，才会形成社会整个信用。任意撤销权不符合有关撤销权的理论，形成权意味着权利主体以单方意义表示就可以使法律关系生效、变更或消灭，从而突破双方的协议，所以必须需要合理充分的合理基础。“形成权主要有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撤销权、赋予权利人单边面的形成权，都以为着对债权原则的偏离，形成权另一方面对方负有接受权利人的决定的义务，这就需要具备相对人事先作出同意表示或是其他充分合理的原因。”[18] 关于法定撤销权存在几个问题，一，当赠与人无民事行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可以对受赠人违反《合同法》192条之规定行使撤销权；其二本条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事由，造成撤销的诸多不便，本条将一般撤销权和特殊撤销权同时规定，在逻辑不妥，易使人误解。
（四）、世界各国赠与人的规定
在罗马法上，赠与合同是要式合同，只要其《民法大全》颁布之后，赠与行为才逐渐取得表意行为的形式，成为非要式合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称赠与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约。”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而《瑞士民法典》第242条规定：“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物品的，构成已生效的赠与。不动产或者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的赠与，办理土地登记后生效。登记应当以有效的赠与承诺为条件。”在德国，,《德国民法典》518条规定：“为使以赠与方式约定给付的合同有效，约定需经公证人公证。”《法国民法典》也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与要式合同。《法国民法典》第931条规定：“载明生前赠与的任何证书，均应按照契约的通常形式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的原本应留在公证人处，否则，赠与契约无效。”“正式接受的赠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即告完成，赠与人的所有权即转归赠与人，无需其他的交付手续。”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对赠与合同都是规定诺成性合同与要式合同，规定必须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应，同时也承认未经公证的动产的完成交付也是合法有效的。法国和德国的区别在于法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英美法系，各州的规定，一般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国外采取公证要是方法，一方面起到公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外的公证制度发展较早，也较成熟、发达的缘故。
（五）、我国赠与人撤销权的法律完善
我国现行的法律将赠与合同定位诺成性合同，加之赋予赠与人撤销权有一定合理之处，关键在于赠与人撤销权的理论是否成熟，是否对合同当事人起到公平的作用，笔者认为对赠与合同的条款应当细化，避免产生歧义，具体建议为，任意撤销权完善建议：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408条也规定:“赠与物之权利未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可见,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明确规定了任意撤销权是赠与人的权利,排除了受赠人的适用。这是法律对无偿赠与人权利保护侧重的结果,但是这种是否完全合理却值得商榷。而《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撤销。但已履行的部分,不在此限。”所以,本文建议吸取日本法的规定,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赠与合同虽说是赠与人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合同,但我们不能排除受赠人在赠与合同订立之后可能产生不接受赠与的情况,法律不能一味地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受赠人的权益,故本文认为法律应当赋予受赠人一定条件下撤销权,使其权利也能得到很好地维护。 (三)明确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责任。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后应当承担相应地责任。因根据民法相关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有实际的损失存在时,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物转移之前,其财产权利是属于赠与人享有的,受赠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所以赠与物在转移之前毁损灭失,原则上不会对受赠人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让赠与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与基础。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但若按照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赠与人的责任,对受赠人来说未免有失公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无偿赠与人承担的给付义务是没有对价的,当一定事由发生时行使任意撤销权是不存在过错的,而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作出的一定行为也是无过错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明确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由于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等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这一合同的结果,这种合同就是有效地。但如果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人长时间地不行使撤销权,就会使赠与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不利于交易地进行,同时也使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是否准予撤销赠与合同这类纠纷时,由于合同订立时间过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故赠与人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即需要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关于法定撤销权和 赠与人穷困状态下的撤销权建议： 将受赠人违反赠与人合同义务，受赠人行使不利赠与合同成立时赠人与的初衷的情形，当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货死亡，应该赋予继承人的撤销权。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双务合同的单务性，“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19]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似乎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认为，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但是这种返还不是全部，应当是受赠人条件有所改善，有实力返还才行，详细还需立法探讨，斟酌。
注释：
[1]迈克尔？D？贝勒斯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原则》，[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2] 易军：《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N].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 第5期
[3]史尚宽：《债法各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4]杨立新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3页
[5]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645页
[6]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8页
[7]谢哲胜:赠与的生效要件[J].台湾法研究参考资料，1998，（8）
[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M].中国政法大学山版社，1998年版.414页
[9]胡元琼:赠与合同若干问题研究[J].民商法论丛，总第25卷，401页.
[10][台]郑玉波。《民法债权各论》（上）[M].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152页.
[1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85页.
[1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4页
[13]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M]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54页。
[14]李双元、温世扬。《比较民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15]史尚宽，《债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89页
[16]隋彭生，《合同法论》[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4页
[17]崔建远，《合同法责任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85页
[1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9]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M].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54页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政发 〔2012〕1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渭南地处陕晋豫三省结合部，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省向东开放的战略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各类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厚重，人民勤劳智慧，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促进渭南加快从传统农业大市向新型工业城市转变，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总体经济实力，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开放开发，现提出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一、凝聚各方力量，建好陕西东大门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发挥区位、人文、资源三大优势，突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提升交通、水利、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四大保障能力，强化开放开发、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三大动力，大项目带动，大企业引领，大产业支撑，板块化推进，集群化发展，努力建设经济实力较强、人民生活富裕、文化魅力彰显、生态环境优美的新渭南，打造现代开放、文明靓丽、活力创新的陕西东大门。
（二）战略定位。
——关天战略门户。依托承东接西的区位优势，面向大中原，融入大西安，连结陕晋豫，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城市整体实力，使渭南成为关天经济区发展的新亮点，成为展示陕西对外开放形象的新窗口。
——生态田园新城。按照“生态化﹑低碳化﹑宜居化”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城田林统筹规划、城镇与农村一体布局，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优美小镇与乡村田园和谐交融、自然生态与城市建筑相互映衬的秦东生态田园城市群。
——东西合作高地。坚持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打造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第一阶梯，瞄准国际国内大企业大集团，加强战略合作，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现代能源化工、新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城市，培育陕西新的增长极。
——现代农业基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坚持“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品牌培育、科技服务”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做强优质粮食、有机果品、设施蔬菜和现代畜牧四大产业，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西部一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国际旅游胜地。弘扬“华夏之根、文化之源、河山圣地、人文渭南”品牌，构建“南山、东水、北人文、西航空”秦东四大旅游板块。推进文化旅游生态大融合，营造大水大绿大景区，打造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
（三）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三个大幅提升、四个翻一番、两个确保”，即产业发展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达到35000元和10000元，分别较2010年翻一番；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20万吨以上，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924万亩，真正建成经济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优美的陕西东大门。
到2020年，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产业支撑能力明显提高，秦东生态田园城镇群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5%，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协调，建成繁荣兴盛的富裕东大门、人文绿色的文明东大门、幸福安全的和谐东大门、创新开放的活力东大门。
（四）空间布局。按照“中心带动、轴带发展、板块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一核五极两带”空间开发格局。“一核”，即渭南中心城市，重点提升城市品位和辐射带动能力。“五极”，即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5个副中心城市，着力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增长极。“两带”：一是陇海沿线现代产业发展带，构建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经济大走廊；二是西禹高速沿线特色经济发展带，着力打造现代煤化工、通用航空、冶金建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区。
（五）战略重点。
——推进西渭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西安辐射带动作用和渭南的土地、资源等优势，促进一体化发展。推动两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输气管网、通信网络全面对接。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吸引和利用西安的科技、教育、医疗、人才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引导西安高端化工、机械制造、食品纺织等产业向渭南有序转移，提升产业布局的互补性。
——加快富平建设与发展。发挥紧邻西安的优势，参照西安城区发展政策，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将西安城际铁路、公路主通道、电力电网、产业布局等延伸富平统筹规划建设，赋予富平在土地储备、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更加灵活的政策。“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富平建设与发展。鼓励省级有关部门围绕小城镇建设、社会管理、园区开发、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在富平开展试点示范，把富平建设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重要承接区、全省城乡统筹示范区、东西部产业合作示范区、西北知名的工业精细加工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支持韩城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韩城市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实行省内“计划单列城市”试点。“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韩城城市建设。省级各类专项资金和用地指标适度向韩城倾斜，支持煤炭、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把韩城打造为黄河沿岸中等规模的新型工业强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六）做强能源化工产业。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西卓、山阳、王峰等现代化矿井，实施渭北老矿区挖潜改造，稳步提高煤炭产能，打造关中煤炭生产基地。深度转化能源资源，重点建设韩城等矿区煤矸石发电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加快实施秦岭电厂扩建、富平热电联产等一批电源项目，建设渭南煤化工园区，促进甲醇制烯烃（DMTO）三代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承接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基本化工原料发展下游深加工产业，大力开发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醋酸醋酐、丁二醇、丙烯酰胺等化工产品，完善化肥、煤制醋酸等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构建现代煤化工接续基地。到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3000万吨，能源化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七）整合提升优势特色产业。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为龙头，开发特种钢、优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建设西部千万吨钢城。以金堆城钼业集团为龙头，加快建设国家级钼及钼化工、钼合金产业聚集区，打造“中国钼谷”。培育集勘探、采选、冶炼、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重要的黄金产业基地。推进铝电一体化，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及冶金化工废渣为原料的新型建材。壮大生物制药产业，开发现代中药、医药保健品以及绿色农药。
（八）做大物流业和人才技能密集型产业。加快物流园区、果蔬冷链物流、粮油物流、棉花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引进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建设潼关物流港、卤阳湖快递物流园区、富平陕汽物流园、韩城龙门物流中心、大荔汽车货运物流园以及农产品物流设施等项目，尽快形成高效便捷、功能完备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加工业、大型企业配套组装加工业，以及轻纺电子等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壮大个性化设计、技能培训、中介咨询等服务业。拓展皮影、石刻、陶艺等技能型文化艺术产品市场。
（九）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土方机械、冷热连轧设备、凹版印刷机械、新型煤化工装备、垃圾资源化设备等产品的市场份额。培育新能源产业，推进半导体照明、太阳能电池、高能蓄电池、光伏太阳城、光电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有序发展风能、生物质发电和地热能利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推进集通用飞机制造、航空物流、航空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延伸钼、铝、镁合金等新材料产业链，积极开发硅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新型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三、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十）加快建设辐射周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渭南实施“东进北扩”战略，拉大城市骨架，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华县撤县设区，形成“一城三区五组团”格局。启动建设西（安）临（潼）高速公路改造和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支持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五个区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发展，加强澄城、合阳、潼关、白水等县城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生产要素高效聚集和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力争2015年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80万以上，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8%左右。
（十一）推进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积极推进渭南—华阴、富平—蒲城、韩城—合阳—澄城等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实现城乡产业、设施、服务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打造集城市现代气息和乡村秀美风光于一体的示范区。实施华山统筹城乡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工程。全力支持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鼓励各县（市、区）选择基础较好的城镇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公共服务完善的明星镇。健全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配套政策，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抓好100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搞好村居规划，整合村居用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四、着力提高粮食蔬菜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十二）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及加工业。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稳定优质小麦播种面积，扩大玉米、红薯等优质杂粮基地，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220万吨以上，巩固“陕西大粮仓”地位。积极发展大豆、花生、“双低”油菜等专用油料生产。加强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搞好大中型灌区更新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粮油加工业，扶持发展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大荔农业科技园区、华阴农垦区和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西部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和全省绿色食品新城。
（十三）提升果蔬畜牧产业化水平。优化品种、扩大规模，打造绿色安全蔬菜新名片。重点支持苹果、酥梨、花椒、柿子、冬枣等特色果品生产，加快渭河沿岸和渭北蔬菜产业带建设，形成300万亩水果、250万亩干杂果和100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服务全省的“菜园子”。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形成百万只奶山羊基地县和百万头生猪、十万头奶牛、十万头肉牛生产大县。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扶持特色饮料、专用面粉、文化名酒等食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安全、高效优质的“大厨房”。
五、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
（十四）全力建设华山世界一流精品景区。加快华山景区综合开发，实施华山索道、文化创意园、论剑主题公园及西岳庙保护性开发项目，积极打造标志性大型实景演艺，打响“华山论剑”国际知名品牌。加强少华山、御温泉、太华湖等周边旅游景区开发，形成集观光游览、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大华山”旅游发展格局。做好华山申遗、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推动华山旅游集团上市。
（十五）高起点打造黄河旅游板块。整体谋划黄、渭、洛三河文化和山水风貌大景区建设，重点实施韩城禹门口、洽川湿地、大荔沙苑、潼关三河口等一批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形成串珠式大水大绿主题旅游景观带。积极开发温泉养生、探险漂流、农事体验、民俗娱乐、古城观光等新型旅游产品，完善秦东旅游大环线，打造黄河风情旅游精品线路。
（十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施“寻根谒圣”系列文化旅游工程，深度开发司马迁祠、韩城古城、梁带村遗址、仓颉庙、唐帝王陵、杨公祠、潼关古城、魏长城遗址、党家村民居、朝邑古镇、“天下第一仓”等人文景区。大力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加快文化创业创意园区建设，打响富平石刻、华阴老腔、华县皮影、韩城行鼓、蒲城麦秆画、澄城剪纸、合阳线戏、同州梆子等民间艺术品牌，加大文物古迹、历史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支持渭南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提升文化产业实力和影响力。
六、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保障能力
（十七）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大力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通用机场为主的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渭南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郑西客运专线和陇海铁路运输大通道作用，尽快建成西安至太原客运专线、西安至合肥铁路复线、108国道渭南至大荔一级公路、潼关至西安八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连接渭南的西咸北环线，加快推进渭南—玉山、华阴—韦庄、蒲城—白水、合阳—凤翔等高速公路建设，抓紧108国道大荔—韩城和310国道渭南—华阴一级公路改扩建、沿黄公路以及西安—阎良—富平城际铁路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以低空空域改革为契机，发展壮大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加快建设电力外送通道和煤气管网工程，完善电网建设，形成以33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的九大供电区。
（十八）建设坚强安澜的水资源保障体系。以“二华夹槽”为重点，支持渭南搞好水利建设。实施渭河南山支流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抓好渭河下游综合整治和“二华”干沟蓄洪建湖工程，在“二华夹槽”地带建成集调蓄洪水、水源涵养、水生农业、农田灌溉、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人造湖泊。加快推进以城市段为重点的渭河防洪治理，力争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建设滨河生态休闲走廊，打造关中水乡。重点支持洛惠渠加坝加闸、大峪河“引干入支”、抽黄供水等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全面完成43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统筹利用黄河、渭河、洛河水资源，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加快解决剩余17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推进“五大灌区”节水改造和配套联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施好农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力争“十二五”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85万亩。加强洪水监测预警和应急避险系统建设，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
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九）构筑绿色生态屏障。依托山体、河流、干渠等生态空间，形成以“一山（秦岭）、一塬（渭北台塬）、三河（黄、渭、洛）”为主体的生态网络构架。支持渭南加快黄河、渭河、洛河及秦岭北麓、渭北丘陵沟壑区五大生态区建设，推进城市森林化、城镇园林化、乡村绿荫化等九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黄河湿地等保护区建设，治理渭北旱塬水土流失区，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和平原绿化工程，启动建设黄、渭、洛滩涂绿化工程，营造渭北旱塬干杂果林带，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国省干道生态景观。
（二十）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按照中心城区“园在城中” 、周边城镇“城在园中”、农村地区“村园交融”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心城市“一河两岸”水景生态区和绿色长廊，打造“河绕城郭、人水相亲”的生态田园城市。推进蓄水建湖、活水兴城和造林绿化、森林围城工程，规划建设主城区“东湖西海”、渭水生态园、沋河三角洲生态区以及卤阳湖开发区天骄湖、天子湖、天卤湖和华县太华湖、少华湖、大荔沙苑湖，实施“引水进城”和“引黄入渭”、“引清济沋”以及平原水库等水利工程。高起点建设绿色园艺、文化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把渭南建成秦东明珠城。
（二十一）努力创建低碳城市。支持渭南申报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打造国际低碳技术应用与投资示范区。加强煤炭、电力、冶金、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低碳技术应用，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支持合阳煤炭清洁生产示范试点。加快农村沼气、秸秆等生物质能和韩城煤层气、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开展渭南中心城市地热能供暖、太阳能屋顶光电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渭南申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搞好潼关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渭南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30万千瓦以上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和水泥厂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渭河污染治理等项目。
八、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十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积极支持办好渭南师范学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组建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打响“渭南技师”品牌，将渭南打造为全国知名的职业教育基地。高标准普及学前教育，加快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省级部门、科研院校（所）人才对口支援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市中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升级“三甲”，全面实施县医院标准化建设，力争全部达到二级甲等水平，改善乡镇卫生院、院前急救、卫生监督设施，配备乡、村卫生技术人员，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重点建设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逐步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乡乡有文体中心，村村有公共活动设施。力争到2015年，社会事业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二十三）创新社会管理。支持渭南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支持开展医保经办机构城乡统一和食品安全属地化监管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规范发展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妥善解决库区移民等遗留问题，切实解决进城落户和务工农村居民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支持渭南完善城市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完善治安防控体系，打造企业安全生产、群众平安生活的模范地区。
九、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
（二十四）努力拓展开放平台。建立完善产业转移推进机制，鼓励与发达地区建立产业联盟和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省上对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适当贴息。积极推进陕西—深圳合作，建好富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支持渭南办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推进卤阳湖开发区创新管理模式。规划建设渭南海关、出口加工区和陆港保税区。依托优势农特产品和能源资源类工业产品，打造外贸出口示范基地。加强与山西运城、临汾及河南三门峡的合作，打造陕晋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二十五）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开展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资考核及奖惩试点，统筹协调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引进和落地工作。创新招商模式，从单纯引资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相结合转变，从传统单一项目招商向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转变，积极扩大招商引资规模，重点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坚持不懈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涉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开放开发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十六）大力推进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区域科技资源整合，把渭南纳入统筹科技资源改革试点范围，重点实施10个资源转化重大科技专项、20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0个重大科技专利产业化专项和40个骨干企业研发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农技农资连锁服务“大荔模式”示范工程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试验一批改革项目，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实施“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力争培育3—5个地方财政收入过5亿元的经济强县。深入推进全民创业，加大小微企业培育力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力争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保障措施
（二十七）财政税收政策。“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东大门建设，将渭南上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留成部分全部返还。2015年底前，在渭南行政区域内的煤炭生产企业按照税前每吨10元的标准提取生态补偿基金，由渭南市统筹安排，重点解决资源所在地群众利益补偿、沉陷区治理及民生改善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对渭南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提高县级公共财政保障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对渭南各县（市、区）污水处理项目和秦岭北麓渭河支流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省上将渭南水利建设基金返还比例提高至50%。积极争取国家设立三门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专项安排50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潼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大对渭南科技统筹创新工程支持力度，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对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规定标准的，按超出部分2%给予不超出100万元的奖励。
（二十八）投资金融政策。省级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类专项资金适度向渭南倾斜。中央安排我省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给予渭南相应倾斜。对在渭南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区域总部，省财政给予一定数额资金补助。支持渭南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组建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引导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鼓励省内担保机构对渭南符合条件的企业银行贷款优先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苹果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区域集优”债务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立帮助地方企业实现直接债务融资的长效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优先支持渭南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加快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在渭南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加快发展完善资本、产权、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完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的政策，提高农村贷款比例。
（二十九）土地政策。加大对东大门建设用地的倾斜力度，适度增加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优先安排渭南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将县城和重点镇列入全省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优先保障重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承接产业转移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建立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加快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预审和审批。加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支持力度，推动小秦岭金矿区整装勘查与开发。鼓励渭南市进一步加大矿产资源整合力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矿业经济。支持渭南开展未利用土地开发管理改革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益。调整整合农场和劳教场所等用地，提高闲置土地利用效率。
（三十）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推进渭南建设陕西东大门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日常工作。省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渭南市要成立相应机构，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切实推动陕西东大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1]赠与能推动社会进步，我国关于赠与人的撤销权主要集中于合同法赠与合同中11个条文中，由于赠与合同的单务性和无偿性的特点，我国赠与合同法对赠与人赋予撤销权，但是赠与人撤销权的立法规定存在一些不足,缺乏对受赠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及赠与人撤销权具体规定，应借鉴国外的一些规定和其它撤销权的有关规定,对其加以完善。
（一）赠与人撤销权内涵释义
“契约法或许就是源于原始社会中的互惠赠与.”赠与虽然不可能成为社会中财产所有权移转的主要形式，也起不到直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在现代社会，赠与仍具有相当的社会意义：赠与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财富平衡分配；另一方面，赠与可以沟通赠与双方当事人的感情，进而融洽社会气氛，减少社会矛盾。“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和单务合同，即赠与人无对价而支付利益，受赠人不负担任何对待给付义务既可获得利益，这一合同关系导致合同双方的权利义务严重违反公平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因此，为均衡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在赠与合同的立法中，立法者都尽可能采取措施优遇赠与人。”[2]赠与人的撤销权正是法律为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设定的优遇措施之一。赠与合同的立法建构中，一个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出于保持双方利益平衡的考虑，需要对赠与人进行特别保护。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民法将赠与合同或规定为实践合同，或规定为要式合同，均在实践此项价值判断。但是，将赠与合同确认为实践合同或要式合同，只不过为达成此目的的一种途径而已，实际上，在确认赠与合同诺成性的同时，赋予赠与人以任意撤回权亦能保护赠与人的利益。“在此立法例下，赠与合同经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即可成立，但在赠与物权利转移前（在动产须交付，在不动产须登记），赠与人可以任意撤回，使赠与合同的效力溯及既往的归于消灭，从而不受赠与合同的约束。可见，其结果与实践合同的效力极为相似，有准要物行为之观。”[3]因此，无论是将赠与合同确认为实践合同，还是在赋予赠与人任意撤回权的前提下将其确认为诺成合同，受赠人取得赠与物都依赖于赠与人的主动履行，两种立法例有异曲同工之妙，均有助于实现赠与人与受赠人的利益平衡。 赠与合同的性质到底是实践合同还是诺成合同对赠与合同的撤销尤为重要。对此，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中明确规定：“公民之间赠与关系的成立，以赠与物的交付为准。赠与房屋，如根据书面赠与合同办理了过产手续的，应当认定赠与关系成立；未办理过户手续，但赠与人根据书面合同已将产权证交于受赠人，受赠人根据赠与合同占有、使用该房屋的，可以认定赠与有效，但应令其补办过户手续。”
然而我国新合同法第185条则这样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合同法第186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的规定表明：“赠与合同的成立仅仅需要赠与人与受赠人就无偿转移财产意思表示一致，而无其它任何条件，“一诺即成”，因而是诺成性合同。”[4]。很显然，这里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同时保持与各国立法相一致。在过去，把赠与合同看作实践合同处理时，对赠与人十分有利，因为赠与人在交付赠与物之前赠与合同并未成立，更没有生效，当然可以说话不算数，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但是对受赠人而言却十分有害。“因为受赠人作出的接受赠与的意思表示及其因信赖赠与而付出的有关经济费用都可能因赠与人的不履约行为而落空。”[5]，这既损害了受赠人的利益，也有悖于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而新合同法把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时，则意味着，只要赠与人和受赠人就赠与标的物之事达成一致意见，赠与合同就成立并生效，赠与人必须受到合同的约束。这样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英美法的“禁反言”及大陆法上的“言出如法”“，承诺必须遵守”的法律理念，但是实际上只对受赠人有利，而对赠与人不公平。“因为赠与合同是典型的无偿合同，只有赠与人负有向受赠人给付约定的赠与标的物的义务，而受赠人不负有承担对待给付的义务。即使在附负担的赠与中，受赠人履行所负担的义务也不是赠与人履行义务之对价。”[6]“这与有偿合同中各主体地位具有互换性且主体间相互支付对价，法律只需赋予各个主体基于自由意思形成的合意以拘束力即可实现主体间的利益平衡相比，不符合交易公平，不符合正义，亦不符合人性。”[7]所以，“为了保护赠与人的利益，从利益平衡的角度和公平原则出发，现代世界上诸多国家的立法例中都赋予赠与人与受赠人达成合意后法定要件实现前以悔约权，使赠与人不致因情绪冲动，思虑欠周，贸然应允将不动产等价值贵重物品无偿给付他人，即受法律上的约束，遭受财产上的不利益。”[8].我国合同法即采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规定赠与合同为诺成合同的同时，依据公平原则，允许赠与人在符合条件时享有撤销赠与合同的权利，以使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达到平衡，维护法律的公平和正义。也正因为赠与合同诺成性的确立，加强了赠与合同对赠与人的约束，但由于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合同，基于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之间利益的需要，我国合同法同时确立了赠与撤销权制度。因此，法律应尽可能采取各种措施优遇赠与人，维护其利益从而使赠与人与受赠人之利益趋于平衡。任意撤回权与法定撤回权就是立法为优遇赠与人而创设的诸多制度中的两项措施。
（二）赠与人撤销权行使条件
（一）赠与人法定撤销权行使条件
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条件，各国立法有不同的规定。而我国《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第193条第1款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根据以上规定，赠与合同的法定撤销可以分为赠与人的法定撤销和赠与人的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的撤销两种.. 1.受赠人对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有严重侵害行为。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当属无疑，但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赠与人能否撤销赠与，各国法律的规定并不一致。笔者认为，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严重侵害的对象包括近亲属在内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赠与人的近亲属虽然不是赠与合同的当事人，与赠与没有任何联系，但是考虑到他们与赠与人身份上的特殊关系，受赠人对他们的侵害，将对赠与人造成精神甚至财产上的损害，实质上也就使赠与人本人受到了间接侵害。”[9]至于赠与人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民法通则》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确定的近亲属的范围相同，包括赠与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另外对于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的严重侵害行为的认定，笔者认为应要求受赠人必须要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其侵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在所不同。这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触犯刑法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声誉的行为。如果赠与人对损害没有过错，实属意外的，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 2.受赠人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此情形和第一种情形一起构成大陆法系国家所称的“忘恩负义行为”。这里的抚养义务是仅指法定义务还是包括约定义务，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主张主要是指法定抚养义务，也包括约定抚养义务。另外必须要有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抚养义务的事实，此事实是在受赠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所致。而受赠人在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的不履行属于客观不能，表明受赠人主观上并无不履行的故意，为此赠与人不能产生撤销赠与的权利。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90条的规定，赠与可以附义务。对所附义务，受赠人须按照约定在赠与物的价值限度内履行义务。因为在附义务的赠与合同中，赠与人不仅负有履行赠与的义务，而且要在合同所附义务的范围内对赠与标的物承担瑕疵担保责任。如果不允许赠与人在受赠人违反履行约定的义务时撤销赠与，则对赠与人不公平，赠与目的也即受到损害。因此在受赠人拒不履行其所负担的义务，赠与人可以提出撤销赠与。但也并不是意味着只要受赠人有轻微违约的情形时就可撤销赠与。笔者认为，必须是能够达到受赠人不履行义务致使赠与人当初设定义务的目的不能实现的程度时，赠与人才享有撤销赠与的权利。 4.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的法定撤销赠与的撤销本应属于赠与人，但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使其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赠与人的撤销权事实上已无法行使，而由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才能实现赠与人撤销赠与的权利和意愿。 至于赠与人的继承人行使赠与撤销权的法定事由，德国、瑞士和台湾地区的规定不尽一致。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1款则规定：“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致使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可以撤销赠与。”与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法典规定不同的是我国法律不仅规定了继承人行使撤销权的法定事由，而且还规定了法定代理人的撤销条件，可见我国法律的规定对保护赠与人的利益更为有利。一般认为，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赠与撤销权应具备两个条件。首先是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如果继承人没有死亡或者没有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则其本人即可行使撤销权。其次是赠与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是由于受赠人对赠与人直接或间接地实施了违法行为造成的。值得探讨的是，如果赠与人非因受赠人的违法行为造成死亡，且有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的法定情形的，赠与人的继承人可否撤销赠与，各国立法均未作规定。笔者认为，一般情况下不应允许继承人撤销赠与。但在受赠人的行为严重违背所附义务和赠与本意或者妨碍了赠与人撤销赠与时，赠与人死亡后，赠与人的继承人可以撤销赠与。 赠与人法定撤销权行使时间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并不是无期限的。在法定撤销权产生后，赠与人未行使该撤销权之前，赠与合同仍然有效，但却有随时被赠与人撤销的可能，这对受赠人将十分不利，使受赠人的权利永远处于不安的状态。为此，为了维护赠与关系的稳定性，促使赠与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特别限定赠与人行使该权利的期间。《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超过一年不行使的，该撤销权即消灭。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还规定了赠与人之继承人或法定代理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个月，自其知道有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一般情况下，法定撤销权的行使要由赠与人本人行使，但在赠与人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则撤销权由其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如果在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出现《合同法》第192条第1款规定情形，而赠与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又不是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所造成，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能否行使撤销权，对此，合同法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笔者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撤销权，因为赠与合同是以感情和道德为基础的，出现了撤销的法定事由，也就丧失了赠与合同存在的道德基础，也必然会违背赠与人实施赠与的初衷，导致合同利益的受损，如果赠与人活着或者没有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必然会行使撤销权。 赠与人撤销权行使后果 关于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可以通过向受赠人明确的表示，也可以通过诉讼或者遗嘱的方式为之。赠与合同被撤销后，就尚未履行的部分，归于消灭，赠与人的拒绝履行；已经履行的按照合同法五十八条规定处理。
（二）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根据这一规定，并结合上文的分析不难推知，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赠与合同已依赠与人与受赠人之间的合意而成立。这一要件是任意撤销权必须以赠与合同被确认为诺成合同为前提的必然要求。第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在时间上有严格的限制，只限于赠与合同履行完毕之前，即赠与的财产权利没有转移之前。至于财产所有权的转移时间，因财产是动产或不动产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在我国动产以交付时起权利转移，不动产或者其他应当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的价值较大的动产（如船舶、车辆等），只有在依法办理了登记等手续后，才发生财产权利的转移。动产交付以后，不动产依法办理登记等手续后赠与财产的权利归受赠人享有，赠与合同就履行完毕，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立即消灭，赠与人不能再行撤销。第三、必须是非经公证之赠与以及非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之赠与。所谓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发展;所谓具有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是指赠与的目的是为了履行道德上的义务，。如果赠与人是将其财产赠与给“希望工程”或贫困灾区，则赠与人的行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此时就不应允许赠与人随意撤销合同，否则就不利于倡导扶危济困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如“对于无法定抚养义务的亲属”，因抚养而为之赠与，生父对于未经认领的非婚生子女生活费之赠与；本人对于无因管理人之赠与，以及所谓的“报酬赠与”（如家庭教师不索报酬，因而向其致送谢）或“相互的赠与”（如礼俗上之往来）”[10]，等等。“因赠与人和受赠人之间有更深的道义上的情感，如果赠与人任意撤销赠与，则与其原赠与的目的相悖。所以，不论依何种形式订立赠与合同，赠与人均不得请求撤销赠与。”[11]限制这两种性质赠与任意撤销的目的在于倡导扶贫济困的社会道德风尚或维护社会道德观念。此外，法律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不得撤回，其主要的原因在于赠与人对赠与已作过深思熟虑，并非贸然应允，故应使其受其意思表示的拘束，并且公证是由国家机关所实施的，具有权威性与较强的证明力，不应由当事人随意否认其效力。同时，公证还需要办理一系列手续，在此过程中赠与人有充分的考虑余地，一旦办理了赠与合同公证，就应对自己的赠与行为负责。 (三） 穷困撤销权的行使 “赠与人的法定解除，有的学者称之为穷困抗辩权”[12]，《合同法》第195条规定：“赠与人的经济状况显著恶化，严重影响其生产经营或者家庭生活的，可以不再履行赠与义务。”本条规定实际上赋予了赠与人“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本来，根据诚实信用的原则，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双务合同的单务性，“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13]。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似乎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认为，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行使一般要求，一，赠与人事实经济状况恶化，难以维持生存，二，赠与人严重生活困难是自然所致，非人为转移财产所致，三不具有溯及力，对以往的赠与不产生影响。
三、我国关于赠与人撤销权存在问题
我国立法深刻的参照老大哥苏联是其典型代表。它在民法典中规定：“赠与合同在交付财产时才认为签订”。[14]这种交付违背了合同的公平、平等与自由，也不利于对信赖利益、预期利益的保护，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信用危机，是对城市信用原则的模式，以这种方式以交付作为生效要件的语言和法律严格意义上就存在错误。作为生效要件的交付，交付必须是财产权利，而不是财产本身。1999年我国颁布的《合同法》也基本采纳了诺成性，笔者不同意完全采用诺成性，应当分不同情况时，给以区别对待.赠人与任意撤销权有其合理性，但同时存在很多问题，其一，信赖利益保护的丧失，作为市场经济发展而生的《合同法》，更应该确保合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对于这一问题，确立赠与之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国家，包括我国合同法在内，均未做出规定。我国《合同法》42条规定:“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1)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2)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3)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规定了在缔约过程中,由于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合同没有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其应对信赖合同会有效成立而受到损失的另一方当事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即对缔约过失责任做了规定。“大陆法系把信赖利益又称为消极行为上之利益或契约上之利益。” [15]而赠与合同中,立法者为了维护赠与合同中无偿赠与人的权益赋予其任意撤销权,使赠与人在赠与财产权利没有移转之前,有权单方撤销赠与使合同关系解除,而无需承担任何赔偿义务。可见,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忽略了对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付出的成本损失的维护,这与《合同法》对信赖利益的规定相冲突。我国有学者认为，“赠与人应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的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致使合同未成立、无效或者被撤销而应当承担的财产责任”[16]，也有人认为：“缔约过失责任是指缔约人故意或过失违反先合同义务时，依法承担的责任。”[17]其二，任意撤销权缺少对受赠人权益的保护。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赠与人只承担履行义务的责任而不享有任何权利,受赠人则只享有要求赠与人履行合同的权利而无需承担任何义务,因此立法者为了平衡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规定了任意撤销权制度。而大多情况下,受赠人需要给予赠与人一定的方便,从而使赠与人获得无法衡量的利益回报,此时受赠人的付出是无法以简单的客观标准来衡量的。因此,法律应当考虑赋予受赠人相应地撤销权。虽然受赠人行使撤销权的可能性很小,但法律不能因此就忽视对受赠人权益的维护。其三，任意撤销权与法定撤销权不协调。我国合同法第192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二)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而赠与合同的任意撤销权却与此有很大的区别:首先,二者的行使条件不同。法定撤销权只有在具备法定事由时,才可以行使;而任意撤销权不需要具备任何法定事由,赠与人可以任意行使。其次,二者的行使时间不同。任意撤销权必须在赠与财产权利转移之前行使;而法定撤销权一般是在赠与物权利转移之后,赠与人或其他权利主体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定期间内行使。再次,权利主体不同。法定撤销权是由赠与人和赠与人的继承权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任意撤销权一般是由赠与人行使。其四，任意撤销权行使期间限制缺失。民法对形成权的除斥期间一般都有具体规定，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没有除斥期间的规定,这就使赠与合同因为赠与人长期不行使任意撤销权而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下,对于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促进交易的迅速发展等都有不利的影响,对法院等部门正确处理纠纷、作出判决也增加了难度。其六，现行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不利于建立诚信的制度，人和人之间最起码的信任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一个人生活在互不信任的社会中，大家就像潜在的战争状态。对当事人的信赖提供法律保护，是促进社会发展和制度健全的重要方法，是给市场经济巨大的动力所在，现行社会，我们只有注重单个的信用的建立，才会形成社会整个信用。任意撤销权不符合有关撤销权的理论，形成权意味着权利主体以单方意义表示就可以使法律关系生效、变更或消灭，从而突破双方的协议，所以必须需要合理充分的合理基础。“形成权主要有意思表示瑕疵的合同撤销权、赋予权利人单边面的形成权，都以为着对债权原则的偏离，形成权另一方面对方负有接受权利人的决定的义务，这就需要具备相对人事先作出同意表示或是其他充分合理的原因。”[18] 关于法定撤销权存在几个问题，一，当赠与人无民事行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时，赠与人的继承人是否可以对受赠人违反《合同法》192条之规定行使撤销权；其二本条未区分不履行约定义务的事由，造成撤销的诸多不便，本条将一般撤销权和特殊撤销权同时规定，在逻辑不妥，易使人误解。
（四）、世界各国赠与人的规定
在罗马法上，赠与合同是要式合同，只要其《民法大全》颁布之后，赠与行为才逐渐取得表意行为的形式，成为非要式合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406条规定：“称赠与者，谓当事人约定，一方以自己之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允受之契约。”德国、法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的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而《瑞士民法典》第242条规定：“赠与人向受赠人交付物品的，构成已生效的赠与。不动产或者关于不动产的权利的赠与，办理土地登记后生效。登记应当以有效的赠与承诺为条件。”在德国，,《德国民法典》518条规定：“为使以赠与方式约定给付的合同有效，约定需经公证人公证。”《法国民法典》也将赠与合同规定为诺成性合同与要式合同。《法国民法典》第931条规定：“载明生前赠与的任何证书，均应按照契约的通常形式在公证人前作成，证书的原本应留在公证人处，否则，赠与契约无效。”“正式接受的赠与，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即告完成，赠与人的所有权即转归赠与人，无需其他的交付手续。”由此可见《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对赠与合同都是规定诺成性合同与要式合同，规定必须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应，同时也承认未经公证的动产的完成交付也是合法有效的。法国和德国的区别在于法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的存在。英美法系，各州的规定，一般将赠与合同规定为实践性合同，国外采取公证要是方法，一方面起到公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外的公证制度发展较早，也较成熟、发达的缘故。
（五）、我国赠与人撤销权的法律完善
我国现行的法律将赠与合同定位诺成性合同，加之赋予赠与人撤销权有一定合理之处，关键在于赠与人撤销权的理论是否成熟，是否对合同当事人起到公平的作用，笔者认为对赠与合同的条款应当细化，避免产生歧义，具体建议为，任意撤销权完善建议： (一)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合同法》第113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而引入缔约过失制度后,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单方撤销赠与合同后只需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即赠与人要赔偿受赠人因信赖合同有效所受的损失,包括缔约过程中的支出、准备履行过程中的支出等费用。关于赠与人的缔约过失责任的成立要件应包括三方面:首先,一方缔约人有过错,此种过错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一般情况下的过错缔约人是指赠与人,而不包括受赠人。因为当受赠人有过错时,赠与人可以通过行使法定撤销权,是不会产生缔约过失责任的。其次,缔约过失责任是由于赠与人的行为导致赠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而产生的。由于赠与合同是无偿的,法律更加注重对赠与人权益的维护。最后,缔约过失责任的产生还需要有损害事实的发生。基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所以在没有损害事实时,是不存在损害赔偿问题的,因为此时受赠人的利益没有任何减少,赠与人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二)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移转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第408条也规定:“赠与物之权利未转移前,赠与人可撤销赠与。”可见,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明确规定了任意撤销权是赠与人的权利,排除了受赠人的适用。这是法律对无偿赠与人权利保护侧重的结果,但是这种是否完全合理却值得商榷。而《日本民法典》第550条规定:“不依书面所进行的赠与,各当事人可撤销。但已履行的部分,不在此限。”所以,本文建议吸取日本法的规定,赋予受赠人相应的撤销权。赠与合同虽说是赠与人单方面承担义务的合同,但我们不能排除受赠人在赠与合同订立之后可能产生不接受赠与的情况,法律不能一味地保护赠与人的权利而忽视了受赠人的权益,故本文认为法律应当赋予受赠人一定条件下撤销权,使其权利也能得到很好地维护。 (三)明确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的责任。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后应当承担相应地责任。因根据民法相关规定,只有在当事人有实际的损失存在时,才会产生损害赔偿责任。而在赠与合同中,赠与物转移之前,其财产权利是属于赠与人享有的,受赠人不享有任何财产权利。所以赠与物在转移之前毁损灭失,原则上不会对受赠人的利益产生任何影响,没有实际损失的存在,自然也就不存在让赠与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与基础。判断一个行为是不是构成侵权的首要条件就是看是否存在损害事实。但若按照侵权法上的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赠与人的责任,对受赠人来说未免有失公平。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无偿赠与人承担的给付义务是没有对价的,当一定事由发生时行使任意撤销权是不存在过错的,而受赠人基于对赠与人的信赖而作出的一定行为也是无过错而言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平衡受赠人与赠与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就应当适用侵权责任法上的公平责任原则处理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 (四)明确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由于可撤销的合同往往只涉及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存在瑕疵等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都接受这一合同的结果,这种合同就是有效地。但如果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人长时间地不行使撤销权,就会使赠与合同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这既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又不利于交易地进行,同时也使法院和仲裁机构在处理是否准予撤销赠与合同这类纠纷时,由于合同订立时间过长难以作出正确判断。故赠与人对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的行使应该有一个时间限制,即需要规定任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 关于法定撤销权和 赠与人穷困状态下的撤销权建议： 将受赠人违反赠与人合同义务，受赠人行使不利赠与合同成立时赠人与的初衷的情形，当赠与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货死亡，应该赋予继承人的撤销权。赠与合同在基于双方的合意成立以后，就具有约束赠与人的效力，无论其财产发生何种变化，他都应当依约履行，但是由于赠与合同毕竟具有不同于一般双务合同的单务性，“舍己为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道德准则作为对常人的要求毕竟过高。因此，在赠与人的财产状况恶化之时，法律本着人之常情，特创设“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以使赠与人“先行自谋，而后谋人”、“先己后人”。由此可见，赠与人的“穷困之际的不履行权”实乃“同情弱者之一种道德化之规定”。[19]但仅仅赋予赠与人以穷困抗辩权，似乎并不足以维护赠与人的利益。因为穷困抗辩权并没有像撤销权那样使赠与人可以要求返还财产。可是实际情况往往是赠与人陷于窘境，经济极其恶化，难以维持生计，在此情况下即使停止履行赠与义务，也不能帮助他摆脱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再赋予赠与人对已履行的部分以撤销权呢？笔者认为，出于公平公正的精神和人道主义的考虑应当使赠与人享有抗辩权以外的穷困撤销权，只有这样才能使赠与人可以请求受赠人返还财产，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赠与人的生活困境,但是这种返还不是全部，应当是受赠人条件有所改善，有实力返还才行，详细还需立法探讨，斟酌。
注释：
[1]迈克尔？D？贝勒斯著，张文显等译：《法律的原则》，[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5页
[2] 易军：《探析〈合同法〉第195条所定权利的性质》[N].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 第5期
[3]史尚宽：《债法各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页
[4]杨立新主编：《合同法解释与适用》，[M].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23页
[5]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M].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645页
[6]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78页
[7]谢哲胜:赠与的生效要件[J].台湾法研究参考资料，1998，（8）
[8]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1册）[M].中国政法大学山版社，1998年版.414页
[9]胡元琼:赠与合同若干问题研究[J].民商法论丛，总第25卷，401页.
[10][台]郑玉波。《民法债权各论》（上）[M].台湾三民书局，1970年版,152页.
[11]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85页.
[12]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664页
[13]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M]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54页。
[14]李双元、温世扬。《比较民法学》,[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63页
[15]史尚宽，《债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89页
[16]隋彭生，《合同法论》[M]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74页
[17]崔建远，《合同法责任研究》[M]吉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285页
[1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5页
[19]郑玉波著：《民商法问题研究》，[M].台湾三民书局1991年版，第54页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陕政发 〔2012〕12号
各设区市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渭南地处陕晋豫三省结合部，是关中—天水经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我省向东开放的战略门户，区位优势明显，各类资源富集，历史文化厚重，人民勤劳智慧，有着较好的发展基础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为促进渭南加快从传统农业大市向新型工业城市转变，提高城镇化水平，增强总体经济实力，推动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开放开发，现提出支持渭南加快建设陕西东大门的若干意见。
一、凝聚各方力量，建好陕西东大门
（一）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解放思想、抢抓机遇，发挥区位、人文、资源三大优势，突出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联动，提升交通、水利、生态环境和公共服务四大保障能力，强化开放开发、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三大动力，大项目带动，大企业引领，大产业支撑，板块化推进，集群化发展，努力建设经济实力较强、人民生活富裕、文化魅力彰显、生态环境优美的新渭南，打造现代开放、文明靓丽、活力创新的陕西东大门。
（二）战略定位。
——关天战略门户。依托承东接西的区位优势，面向大中原，融入大西安，连结陕晋豫，拓展对外开放空间，提升城市整体实力，使渭南成为关天经济区发展的新亮点，成为展示陕西对外开放形象的新窗口。
——生态田园新城。按照“生态化﹑低碳化﹑宜居化”的发展理念，坚持山水城田林统筹规划、城镇与农村一体布局，构建多中心、组团式、网络化的城镇空间结构，形成优美小镇与乡村田园和谐交融、自然生态与城市建筑相互映衬的秦东生态田园城市群。
——东西合作高地。坚持把优化投资环境作为“生命线工程”，高起点建设现代产业园区，打造承接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第一阶梯，瞄准国际国内大企业大集团，加强战略合作，扩大招商引资，发展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现代能源化工、新材料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建设新型工业城市，培育陕西新的增长极。
——现代农业基地。加快农业结构调整，坚持“龙头引领、园区承载、品牌培育、科技服务”四位一体发展模式，做强优质粮食、有机果品、设施蔬菜和现代畜牧四大产业，不断提高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建成西部一流的绿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
——国际旅游胜地。弘扬“华夏之根、文化之源、河山圣地、人文渭南”品牌，构建“南山、东水、北人文、西航空”秦东四大旅游板块。推进文化旅游生态大融合，营造大水大绿大景区，打造自然山水与历史人文交相辉映、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的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
（三）发展目标。到2015年，实现“三个大幅提升、四个翻一番、两个确保”，即产业发展实力大幅提升，城镇化水平和中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大幅提升；生产总值达到2000亿元，财政收入超过200亿元，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达到35000元和10000元，分别较2010年翻一番；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220万吨以上，确保全市耕地保有量924万亩，真正建成经济结构优化、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和谐稳定、生态环境优美的陕西东大门。
到2020年，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人均生产总值达到全省平均水平，产业支撑能力明显提高，秦东生态田园城镇群基本形成，城镇化率达到65%，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协调，建成繁荣兴盛的富裕东大门、人文绿色的文明东大门、幸福安全的和谐东大门、创新开放的活力东大门。
（四）空间布局。按照“中心带动、轴带发展、板块推进”的发展战略，形成“一核五极两带”空间开发格局。“一核”，即渭南中心城市，重点提升城市品位和辐射带动能力。“五极”，即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5个副中心城市，着力构建各具特色的组团式增长极。“两带”：一是陇海沿线现代产业发展带，构建产业与生态融合发展经济大走廊；二是西禹高速沿线特色经济发展带，着力打造现代煤化工、通用航空、冶金建材、文化旅游、现代农业等产业聚集区。
（五）战略重点。
——推进西渭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西安辐射带动作用和渭南的土地、资源等优势，促进一体化发展。推动两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干线公路、输气管网、通信网络全面对接。创新合作模式，积极吸引和利用西安的科技、教育、医疗、人才等资源，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引导西安高端化工、机械制造、食品纺织等产业向渭南有序转移，提升产业布局的互补性。
——加快富平建设与发展。发挥紧邻西安的优势，参照西安城区发展政策，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将西安城际铁路、公路主通道、电力电网、产业布局等延伸富平统筹规划建设，赋予富平在土地储备、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更加灵活的政策。“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富平建设与发展。鼓励省级有关部门围绕小城镇建设、社会管理、园区开发、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在富平开展试点示范，把富平建设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重要承接区、全省城乡统筹示范区、东西部产业合作示范区、西北知名的工业精细加工区和现代农业示范区。
——支持韩城可持续发展。积极支持韩城市加快中心城市建设步伐，实行省内“计划单列城市”试点。“十二五”期间省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韩城城市建设。省级各类专项资金和用地指标适度向韩城倾斜，支持煤炭、钢铁、电力等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现代农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金融业、物流业和文化产业，把韩城打造为黄河沿岸中等规模的新型工业强市、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基地。
二、以新型工业化为引领，加快产业转型升级
（六）做强能源化工产业。推进煤炭资源整合，建设西卓、山阳、王峰等现代化矿井，实施渭北老矿区挖潜改造，稳步提高煤炭产能，打造关中煤炭生产基地。深度转化能源资源，重点建设韩城等矿区煤矸石发电和煤层气抽采利用项目，加快实施秦岭电厂扩建、富平热电联产等一批电源项目，建设渭南煤化工园区，促进甲醇制烯烃（DMTO）三代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推广应用，承接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基本化工原料发展下游深加工产业，大力开发煤制甲醇、二甲醚、烯烃、醋酸醋酐、丁二醇、丙烯酰胺等化工产品，完善化肥、煤制醋酸等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构建现代煤化工接续基地。到2015年，煤炭产量达到3000万吨，能源化工产值达到1000亿元以上。
（七）整合提升优势特色产业。以陕钢集团龙钢公司为龙头，开发特种钢、优质钢等高附加值产品，建设西部千万吨钢城。以金堆城钼业集团为龙头，加快建设国家级钼及钼化工、钼合金产业聚集区，打造“中国钼谷”。培育集勘探、采选、冶炼、加工、销售为一体的黄金产业集群，打造全国重要的黄金产业基地。推进铝电一体化，发展以煤矸石、粉煤灰及冶金化工废渣为原料的新型建材。壮大生物制药产业，开发现代中药、医药保健品以及绿色农药。
（八）做大物流业和人才技能密集型产业。加快物流园区、果蔬冷链物流、粮油物流、棉花物流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积极引进和培育物流龙头企业，重点建设潼关物流港、卤阳湖快递物流园区、富平陕汽物流园、韩城龙门物流中心、大荔汽车货运物流园以及农产品物流设施等项目，尽快形成高效便捷、功能完备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终端环节加工业、大型企业配套组装加工业，以及轻纺电子等技能密集型产业。支持壮大个性化设计、技能培训、中介咨询等服务业。拓展皮影、石刻、陶艺等技能型文化艺术产品市场。
（九）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扩大土方机械、冷热连轧设备、凹版印刷机械、新型煤化工装备、垃圾资源化设备等产品的市场份额。培育新能源产业，推进半导体照明、太阳能电池、高能蓄电池、光伏太阳城、光电产业园等项目建设，有序发展风能、生物质发电和地热能利用。大力发展通用航空产业，推进集通用飞机制造、航空物流、航空旅游为一体的产业园区建设。不断延伸钼、铝、镁合金等新材料产业链，积极开发硅材料和新型功能材料，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新型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三、积极推进城镇化，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十）加快建设辐射周边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持渭南实施“东进北扩”战略，拉大城市骨架，拓展发展空间，加快华县撤县设区，形成“一城三区五组团”格局。启动建设西（安）临（潼）高速公路改造和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支持韩城、蒲城、华阴、富平、大荔五个区域副中心城市加快发展，加强澄城、合阳、潼关、白水等县城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促进生产要素高效聚集和生产力合理布局，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力争2015年中心城市建成区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80万以上，全市城镇化率达到58%左右。
（十一）推进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积极推进渭南—华阴、富平—蒲城、韩城—合阳—澄城等城乡统筹示范带建设，实现城乡产业、设施、服务和生态建设一体化，打造集城市现代气息和乡村秀美风光于一体的示范区。实施华山统筹城乡生态旅游示范区建设工程。全力支持省级重点示范镇建设，鼓励各县（市、区）选择基础较好的城镇重点培育，打造一批地域特色明显、经济实力较强、公共服务完善的明星镇。健全户籍、社保、医疗、教育等配套政策，加快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扎实推进新农村建设，重点抓好100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搞好村居规划，整合村居用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四、着力提高粮食蔬菜生产能力，推进农业现代化
（十二）稳步发展粮食生产及加工业。实施粮食丰产科技工程，稳定优质小麦播种面积，扩大玉米、红薯等优质杂粮基地，提高粮食单产，确保全市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定在220万吨以上，巩固“陕西大粮仓”地位。积极发展大豆、花生、“双低”油菜等专用油料生产。加强重点水利工程建设，搞好大中型灌区更新改造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粮油加工业，扶持发展一批年产值过亿元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快推进大荔农业科技园区、华阴农垦区和富平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形成西部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和全省绿色食品新城。
（十三）提升果蔬畜牧产业化水平。优化品种、扩大规模，打造绿色安全蔬菜新名片。重点支持苹果、酥梨、花椒、柿子、冬枣等特色果品生产，加快渭河沿岸和渭北蔬菜产业带建设，形成300万亩水果、250万亩干杂果和100万亩设施蔬菜基地，建设服务全省的“菜园子”。实施畜牧业产业化工程，重点支持畜禽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和优质安全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形成百万只奶山羊基地县和百万头生猪、十万头奶牛、十万头肉牛生产大县。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扶持特色饮料、专用面粉、文化名酒等食品加工业，打造绿色安全、高效优质的“大厨房”。
五、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打造国际山水文化旅游目的地
（十四）全力建设华山世界一流精品景区。加快华山景区综合开发，实施华山索道、文化创意园、论剑主题公园及西岳庙保护性开发项目，积极打造标志性大型实景演艺，打响“华山论剑”国际知名品牌。加强少华山、御温泉、太华湖等周边旅游景区开发，形成集观光游览、户外运动、文化体验、康体养生、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大华山”旅游发展格局。做好华山申遗、国家地质公园申报，推动华山旅游集团上市。
（十五）高起点打造黄河旅游板块。整体谋划黄、渭、洛三河文化和山水风貌大景区建设，重点实施韩城禹门口、洽川湿地、大荔沙苑、潼关三河口等一批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形成串珠式大水大绿主题旅游景观带。积极开发温泉养生、探险漂流、农事体验、民俗娱乐、古城观光等新型旅游产品，完善秦东旅游大环线，打造黄河风情旅游精品线路。
（十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施“寻根谒圣”系列文化旅游工程，深度开发司马迁祠、韩城古城、梁带村遗址、仓颉庙、唐帝王陵、杨公祠、潼关古城、魏长城遗址、党家村民居、朝邑古镇、“天下第一仓”等人文景区。大力支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红色旅游景区建设。加快文化创业创意园区建设，打响富平石刻、华阴老腔、华县皮影、韩城行鼓、蒲城麦秆画、澄城剪纸、合阳线戏、同州梆子等民间艺术品牌，加大文物古迹、历史名城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支持渭南创建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提升文化产业实力和影响力。
六、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发展保障能力
（十七）构建现代综合运输体系。大力推进以快速铁路、高速公路、轨道交通、通用机场为主的交通设施建设，强化渭南连接南北、辐射东西的交通枢纽地位。充分发挥郑西客运专线和陇海铁路运输大通道作用，尽快建成西安至太原客运专线、西安至合肥铁路复线、108国道渭南至大荔一级公路、潼关至西安八车道高速公路以及连接渭南的西咸北环线，加快推进渭南—玉山、华阴—韦庄、蒲城—白水、合阳—凤翔等高速公路建设，抓紧108国道大荔—韩城和310国道渭南—华阴一级公路改扩建、沿黄公路以及西安—阎良—富平城际铁路前期工作，争取早日开工建设。以低空空域改革为契机，发展壮大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加快建设电力外送通道和煤气管网工程，完善电网建设，形成以330千伏变电站为核心的九大供电区。
（十八）建设坚强安澜的水资源保障体系。以“二华夹槽”为重点，支持渭南搞好水利建设。实施渭河南山支流治理和水资源综合利用工程，抓好渭河下游综合整治和“二华”干沟蓄洪建湖工程，在“二华夹槽”地带建成集调蓄洪水、水源涵养、水生农业、农田灌溉、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的人造湖泊。加快推进以城市段为重点的渭河防洪治理，力争五年任务三年完成，建设滨河生态休闲走廊，打造关中水乡。重点支持洛惠渠加坝加闸、大峪河“引干入支”、抽黄供水等骨干水源工程建设，全面完成43座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统筹利用黄河、渭河、洛河水资源，合理开发地下水资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加快解决剩余176万农村人口饮水安全问题。推进“五大灌区”节水改造和配套联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施好农业灌溉设施建设项目，力争“十二五”新增、恢复和改善灌溉面积85万亩。加强洪水监测预警和应急避险系统建设，完善综合防洪减灾体系。
七、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
（十九）构筑绿色生态屏障。依托山体、河流、干渠等生态空间，形成以“一山（秦岭）、一塬（渭北台塬）、三河（黄、渭、洛）”为主体的生态网络构架。支持渭南加快黄河、渭河、洛河及秦岭北麓、渭北丘陵沟壑区五大生态区建设，推进城市森林化、城镇园林化、乡村绿荫化等九大林业生态工程，加强黄河湿地等保护区建设，治理渭北旱塬水土流失区，大力实施天然林保护和平原绿化工程，启动建设黄、渭、洛滩涂绿化工程，营造渭北旱塬干杂果林带，建设高速公路、铁路、国省干道生态景观。
（二十）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按照中心城区“园在城中” 、周边城镇“城在园中”、农村地区“村园交融”的总体布局，建设中心城市“一河两岸”水景生态区和绿色长廊，打造“河绕城郭、人水相亲”的生态田园城市。推进蓄水建湖、活水兴城和造林绿化、森林围城工程，规划建设主城区“东湖西海”、渭水生态园、沋河三角洲生态区以及卤阳湖开发区天骄湖、天子湖、天卤湖和华县太华湖、少华湖、大荔沙苑湖，实施“引水进城”和“引黄入渭”、“引清济沋”以及平原水库等水利工程。高起点建设绿色园艺、文化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工程，把渭南建成秦东明珠城。
（二十一）努力创建低碳城市。支持渭南申报国家级低碳试点城市，打造国际低碳技术应用与投资示范区。加强煤炭、电力、冶金、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低碳技术应用，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支持合阳煤炭清洁生产示范试点。加快农村沼气、秸秆等生物质能和韩城煤层气、风能等清洁能源开发，积极开展渭南中心城市地热能供暖、太阳能屋顶光电一体化示范项目。支持渭南申报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试点，搞好潼关全国第三批资源枯竭城市转型发展试点。实施渭南城市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30万千瓦以上火电企业燃煤机组和水泥厂脱硫脱硝设施建设、渭河污染治理等项目。
八、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
（二十二）加快发展社会事业。积极支持办好渭南师范学院。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组建以渭南职业技术学院为龙头的区域性职业教育集团，打响“渭南技师”品牌，将渭南打造为全国知名的职业教育基地。高标准普及学前教育，加快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省级部门、科研院校（所）人才对口支援工程。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稳步提高保障水平。加强养老服务设施机构建设，建立多层次、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推进市中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升级“三甲”，全面实施县医院标准化建设，力争全部达到二级甲等水平，改善乡镇卫生院、院前急救、卫生监督设施，配备乡、村卫生技术人员，逐步提高新农合筹资标准，构建覆盖城乡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重点建设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逐步实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体育场，乡乡有文体中心，村村有公共活动设施。力争到2015年，社会事业主要指标达到或超过全国同期平均水平。
（二十三）创新社会管理。支持渭南市创建国家级创业型城市，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健全就业援助制度和就业服务体系。支持开展医保经办机构城乡统一和食品安全属地化监管改革，健全各级政府一站式便民服务工作机制。强化城乡社区服务功能，规范发展各类专业服务机构。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文明、和谐、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群众思想道德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妥善解决库区移民等遗留问题，切实解决进城落户和务工农村居民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支持渭南完善城市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和防灾减灾体系。加强煤矿、烟花爆竹等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完善治安防控体系，打造企业安全生产、群众平安生活的模范地区。
九、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大限度释放发展潜能
（二十四）努力拓展开放平台。建立完善产业转移推进机制，鼓励与发达地区建立产业联盟和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省上对重点园区基础设施建设贷款项目给予适当贴息。积极推进陕西—深圳合作，建好富平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支持渭南办好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加快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推进卤阳湖开发区创新管理模式。规划建设渭南海关、出口加工区和陆港保税区。依托优势农特产品和能源资源类工业产品，打造外贸出口示范基地。加强与山西运城、临汾及河南三门峡的合作，打造陕晋豫“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二十五）千方百计扩大招商引资。开展领导干部带头招商引资考核及奖惩试点，统筹协调重大招商引资项目的引进和落地工作。创新招商模式，从单纯引资向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相结合转变，从传统单一项目招商向产业链、产业集群招商转变，积极扩大招商引资规模，重点引进世界五百强企业、国内外行业龙头企业。坚持不懈改善投资环境，完善涉外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开放开发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人文环境。
（二十六）大力推进科技和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区域科技资源整合，把渭南纳入统筹科技资源改革试点范围，重点实施10个资源转化重大科技专项、20个科技创新服务平台、30个重大科技专利产业化专项和40个骨干企业研发中心等项目。加快推进新型农技农资连锁服务“大荔模式”示范工程建设。围绕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先行试验一批改革项目，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着力消除制约发展的体制障碍。实施“扩权强镇”改革试点，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力争培育3—5个地方财政收入过5亿元的经济强县。深入推进全民创业，加大小微企业培育力度，激发民营经济的发展活力，支持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力争2015年非公有制经济比重达到全省平均水平。
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完善保障措施
（二十七）财政税收政策。“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安排2亿元支持东大门建设，将渭南上缴的煤炭价格调节基金省级留成部分全部返还。2015年底前，在渭南行政区域内的煤炭生产企业按照税前每吨10元的标准提取生态补偿基金，由渭南市统筹安排，重点解决资源所在地群众利益补偿、沉陷区治理及民生改善等问题。进一步加大对渭南均衡性转移支付补助力度，提高县级公共财政保障能力。积极争取国家对渭南各县（市、区）污水处理项目和秦岭北麓渭河支流综合治理项目的支持，省上将渭南水利建设基金返还比例提高至50%。积极争取国家设立三门峡库区经济社会发展基金。 “十二五”期间省财政每年专项安排500万元配套资金支持潼关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加大对渭南科技统筹创新工程支持力度，对新认定的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给予一次性300万元奖励，对企业研发经费占销售收入比重超过规定标准的，按超出部分2%给予不超出100万元的奖励。
（二十八）投资金融政策。省级基本建设投资和各类专项资金适度向渭南倾斜。中央安排我省的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给予渭南相应倾斜。对在渭南设立或迁入的金融机构总部、区域总部，省财政给予一定数额资金补助。支持渭南发展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机构，组建地方性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引导发展私募股权基金、风险投资，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鼓励省内担保机构对渭南符合条件的企业银行贷款优先提供担保，扩大政策性苹果保险试点范围。支持“区域集优”债务融资模式创新试点，建立帮助地方企业实现直接债务融资的长效机制，推动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出资建立中小企业直接债务融资发展基金。优先支持渭南发行城市建设债券，加快企业上市融资和发行债券。在渭南开展投融资体制改革试点，加快发展完善资本、产权、技术、土地和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完善县域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的政策，提高农村贷款比例。
（二十九）土地政策。加大对东大门建设用地的倾斜力度，适度增加建设用地年度计划指标，优先安排渭南城乡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将县城和重点镇列入全省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优先保障重大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和承接产业转移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建立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加快重大产业项目用地预审和审批。加大矿产资源勘查项目支持力度，推动小秦岭金矿区整装勘查与开发。鼓励渭南市进一步加大矿产资源整合力度，通过联合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矿业经济。支持渭南开展未利用土地开发管理改革试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和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完善土地征收制度，确保农民在土地增值中的收益权益。调整整合农场和劳教场所等用地，提高闲置土地利用效率。
（三十）组织领导。省政府成立推进渭南建设陕西东大门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省发展改革委，负责做好日常工作。省级各有关部门要从自身职能出发，加大政策倾斜力度。渭南市要成立相应机构，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措施，切实推动陕西东大门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陕西省人民政府
二○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