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关于办理科技活动中经济犯罪案件的意见》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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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政府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的决定


（2004年6月2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4年6月29日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37号公布 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天津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1997年市人民政府令第102号）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三条修改为：“本规定所称的农业机械，是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带动力的自走式机械。”

二、将第四条修改为：“市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是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农机监理部门）。”

三、将第五条删除。

四、第八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农机监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农业机械登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农业机械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农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五、将第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条首句中的“驾驶（操作）人员有下列行为的”统一修改为：“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

六、将第三十二条第一项修改为：“农业机械作业时在非乘人的位置上载人的。”

有关条款序号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天津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附：天津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2004年修正本）

（1992年10月26日市人民政府发布 1997年11月25日市人民政府修订发布 2004年6月29日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天津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理规定〉的决定》再次修订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业机械及其驾驶（操作）人员的安全监督管理，充分发挥农业机械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使用农业机械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的农业机械，是指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带动力的自走式机械。

第四条 市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是本市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农机监理部门）。

第五条 有农业机械的单位应建立群众性的农机安全组织，设兼职安全检查员；安全检查员有权制止、纠正在农业机械作业中的违章操作。

第二章 农业机械

第六条 农业机械必须是经有鉴定权的机关鉴定合格的产品。

第七条 农业机械必须经农机监理部门检验合格，领取号牌、使用证（行驶证），方准作业和行驶。

号牌应按指定位置安装。除农机监理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机关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收缴或扣留。

农机监理部门应当自受理农业机械登记申请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完成农业机械登记审查工作，对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发放农业机械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应当向申请人说明不予登记的理由。

第八条 农业机械的机容、技术状态及各种安全设备等必须符合国家的有关规定和农机监理部门的检验标准，未按规定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准使用。

第九条 实行牌证管理的农业机械转籍、过户、变更登记项目、改型、更换主要部件、封存等均应到农机监理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条 农业机械号牌、使用证（行驶证）不准伪造、涂改、转借，遗失、损毁应及时到发证的农机监理部门办理补、换手续。

第十一条 拖拉机在悬挂农具、拖带挂车时，必须按规定功率匹配，拖拉机挂车必须安装制动装置。

第十二条 农业机械的安全设备和机件装置必须齐全有效，不准擅自拼凑、改型和增速。

第十三条 拖拉机挂车不得擅自扩大、加高车厢板。

第十四条 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应按年度参加第三者责任保险。

第十五条 各种型号的轮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必须按规定容量配备灭火器。

第三章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

第十六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必须经过技术培训，并经农机监理部门考试合格，领取驾驶（操作）证，方准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第十七条 农业机械驾驶（操作）人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驾驶（操作）农业机械时，应携带驾驶（操作）证和使用（行驶）证。

（二）不准转借、涂改或伪造驾驶（操作）证。

（三）不准将农业机械交给非驾驶（操作）人员驾驶（操作）。

（四）驾驶（操作）农业机械应与驾驶（操作）证上准驾（用）的机型相符。

（五）自领取驾驶（操作）证之日起，应按农机监理部门的规定，参加年度审验和安全教育活动。

（六）饮酒后不得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七）不准驾驶（操作）不符合安全要求的机械。

（八）不准有其他妨碍安全作业的行为。

第十八条 实习驾驶员可以按考试机型单独驾驶（操作）农业机械，并应按农机监理部门的规定参加安全教育。

第十九条 对迫使驾驶（操作）人员违章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驾驶（操作）人员应予以拒绝。

第二十条 农业机械发生事故时，驾驶（操作）人员必须立即停机，抢救伤者，保护现场，并及时向当地农机监理部门报告。

第四章 农业机械的使用

第二十一条 使用农业机械应严格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

第二十二条 悬挂农具升起后不准进行保养、调整及排除故障。

第二十三条 拖拉机牵引带有乘坐或脚踏装置机具，不准超员乘人，其他悬挂机具上严禁乘人。

第二十四条 禁止用联合收割机拖带其他机具，联合收割机被其他车辆牵引时，时速不得超过10公里。

第二十五条 动力机械移动位置时，必须切断电源，待惯性转动完全停止后再进行。严禁强行制动。

第二十六条 拖拉机行驶时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超高、超载载物和超员乘人。

（二）拖带、悬挂农具通过村、镇或倒退时，必须有人护行指挥。

（三）停车时必须将悬挂、半悬挂农具落地。

第二十七条 遇到本章未规定的情况，各类机具必须在确保安全的原则下和按照农机监理部门的安全要求进行操作使用。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 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无证驾驶（操作）或将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交给无驾驶（操作）证者驾驶（操作）的。

（二）挪用、转借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牌证或驾驶（操作）证的。

（三）涂改、伪造、冒领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牌证、驾驶（操作）证或使用失效的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牌证、驾驶（操作）证的。

（四）驾驶（操作）无牌证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的。

第二十九条 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处300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规定参加驾驶员（操作手）审验或者审验不合格仍驾驶（操作）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的。

（二）驾驶（操作）与驾驶证（操作证）准驾机型（类）不相符合的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的。

（三）驾驶（操作）擅自拼凑、改型拖拉机、农业机械的，以及擅自提高拖拉机、农业机械额定转速（时速）的。

（四）酒后驾驶（操作）农业机械的。

第三十条 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处100元以下罚款：

（一）驾驶（操作）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的。

（二）驾驶转向器、制动器、灯光装置等机件不合安全要求的拖拉机及自带动力的农业机械的。

（三）擅自扩大、增高拖拉机挂车车厢板的。

第三十一条 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处以警告或者50元以下罚款：

（一）农业机械作业时在非乘人的位置上载人的。

（二）不按规定拖带挂车或牵引农具的。

（三）拖带和悬挂大型农具通过村镇时无人护行指挥的。

（四）超速、超载行驶的。

第三十二条 驾驶（操作）人员在农业生产中有下列行为的，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下罚款：

（一）不按规定安装农业机械号牌的。

（二）作业中间，强行制动停机的。

（三）不按安全要求进行操作情节轻微的。

（四）有其他妨碍安全作业行为的。

第三十三条 对违反本规定给予的警告、50元以下罚款的，农机监理人员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给予20元以下罚款的，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农机监理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第三十四条 受罚款处罚的人员，拒不执行处罚决定或者当场未交罚款的，农机监理部门可以暂扣或者查封其使用的农业机械。

第三十五条 对拒绝或阻碍农机监理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

第三十六条 农机监理人员必须秉公执法，不得徇私舞弊、索贿受贿、枉法裁决。农机监理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也适用于外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本市作业的拖拉机、农业机械及驾驶（操作）人员。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自2004年7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件的函

1989年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89）沪高民他字第7号《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案件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被告赵伟昌根据传闻，撰写严重失实的文章“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和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未经核实而刊登该文，造成了不良后果，两被告的行为均已构成侵害徐良的名誉权。
二、陈保平不是必要的共同诉讼人，原告徐良亦表示不告，法院可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两被告对原告徐良因进行诉讼而支付的合理的、必要的费用，应酌予赔偿。

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等侵害名誉权案的请示 （89）沪高民他字第7号
最高人民法院：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徐良诉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侵害名誉权两被告上诉案就赔偿范围向我院示。我院经审委会讨论，对是否构成侵权、侵权主体及赔偿范围等存在不同意见。现将案情和意见报告如下：
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地址：本市常熟路100弄10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赵伟昌，男，28岁，汉族，江苏省江阴县人，上海《团的生活》记者。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徐良，男，28岁，满族，北京市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干部。
一、案情概要
1987年12月18日上海文化艺术报“文化透视”栏刊登了赵伟昌撰写的《索价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以下简称“索价”）一文，称：当一家新闻单位邀请一位以动人的歌声博得群众尊敬爱戴的老山英模参加上海金秋文艺晚会演唱时，这位英模人物开价3000元，少一分也不行；尽管报社同志一再解释，鉴于经费等各种因素酌情付给报酬，他始终没有改口。《北京晚报》、《报刊文搞》作了转载，《淄博日报》、《安徽大学报》、《文汇报》、《新观察》杂志及香港《百姓》杂志相继进行讨论。有的认为，这英雄用他的行为否定了他那英雄的形象，指责徐良“
将战士们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荣誉向人民索价”；有的认为，搞现代化需要大力倡导商品经济观念，英雄付出了一定劳动，就应当得到相应的报酬。
《索价》一文发表后，徐良受到亲属、朋友、邻居的指责，妻子曾要离婚，部队成立两个调查小组，专程到北京、上海调查，并将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就读的徐良调回兰州部队，下连队反省。
1988年1月中旬，徐良委托律师来沪调查，并与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磋商未成，于同年1月26日以文章严重失实，名誉受到损害，造成极大压力和痛苦为由向静安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停止侵害、公开登报澄清事实，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并要求赔偿损失。
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辩称：报社对社会文化现象作透视分析发表了赵伟昌的《索价》一文，文章的事实应由作者负责，即使该文有失实之处，也属工作失误，“失实”与“侵权”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赵伟昌辩称：《索价》一文中的内容系在研讨会上听陈保平所讲，系“新闻中的新闻”，作者对该“新闻”的事实不需要调查核实。因主观上没有过错，故不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
二、一审审理情况
法院查明：1987年9月上海《青年报》社筹办“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派该社读者服务部副主任周世明赴北京邀请徐良参加演出。同月中旬周世明在北京日坛宾馆找到徐良，说明来意，徐良表示：工作太忙，爱人临产，不愿来沪演出。两天后，周世明再三恳请徐良，徐良答应如无特殊情况，到时来沪演出。9月20日，周回沪前向徐良告辞时，提到金秋文艺晚会属营利性质，报社有经济收入，可给演员一定报酬。徐良表示：你们看着办吧，给多少都可以，我无所谓。周世明回沪后向部门领导陆其祥汇报，并告诉《青年报》社总编辑丁法章，称已请到徐良，估计徐良这档节目每演出一场需500元，包括伴舞在内约需七百元。
上海青年金秋文艺晚会于1987年10月22日至25日在上海体育馆举行，徐良与两位伴舞演出四场，整台共盈利20000元左右，徐良领得四场演出费2100元，扣除个人所得税903元，实得1197元。《青年报》社考虑徐良的身体本应请人护理，在沪演出期间生活由伴舞者照料，徐良经常自费请她们吃饭，故又以徐良的妻子陈燕的名义给徐良领取护理费400元，徐良合计得1597元。
1987年10月26日至28日，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等单位，举行市第四届青少年研究会，研讨“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问题”。会前几天，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干部陈小亚吃饭时听《青年报》社特稿部主任陈保平说：听报社里人讲，请徐良唱歌也是要钱的，而且价格不低。研讨会上陈小亚讲：据说徐良唱歌开价3000元，一分钱也不能少；并请陈保平到小组会上介绍徐良来沪演出拿报酬的情况。陈保平否认会上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经向十四个与会者调查，有三人说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有六人回忆陈保平讲报社同志去请徐良演出，谈到报酬问题，开始讲给徐良的价不到三千元，未成功，最后还是付了三千元。有五人说由于迟到或未参加小组会而不知情。但有七人证明：陈保平当时申明这事只是内部讨论，不宜外传和登报。
会后，赵伟昌未作调查核实，写了题为《徐良索取三千元带来的震荡》一文，向《上海文化艺术报》投稿。《上海文化艺术报》社总编辑朱士信在审稿时仅与作者赵伟昌联系，便隐去徐良姓名，将“索取”改为“索价”后予以发表。
审理中，徐良要求《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赔偿经济损失3700元；对名誉受损造成的精神损失不要赔偿；也不要求追加陈保平为被告。静安区法院根据最高法院民复（88）11号批复精神，报社对发表的稿件应负审查核实之责，发表后侵害了公民的名誉权，作者和报社都有责任，认为赵伟昌对无事实依据的传闻，不作调查核实，而撰文投稿发表，已构成对徐良名誉权的侵害，应当承担一定的民事责任，《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对该文事实未予核实予以发表，在社会上扩大影响，应负主要责任。静安区法院对徐良的实际经济损失计算为：一、徐良、护理人员和律师的飞机及火车票费用共1839．60元，其中徐良和护理人员林衣钢来沪出庭的来去飞机、火车票468元。北京律师沈志耕和孙海四次来沪起诉，参加调解及出庭为十一次飞机票和一次火车票计1371．60元，包括律师三人次从外地飞沪机票高出北京飞沪的费用165元在内。此外，沈志耕三次来沪或回京和孙海一次回京的路费未计算。二、徐良护理人员林依钢及律师在沪住部队招待所即延安饭店，住宿费1370．50元。其中最高的40元，仅一天，最低的5元，平均每人每天18．03元。三、车、杂费499．42元（飞机票代购费、复印诉讼材料费、委托律师代理费、汽车费、伙食补贴费等，其中徐良来沪坐出租汽车费用159元）。伙食费用，律师在沪诉讼按国家标准每人每天2．5元，计算49人次，护理人员的伙食费补贴未予计算。据此判决：一、《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和赵伟昌应停止侵害徐良名誉权，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在上海市级日报上登报为徐良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登报内容须经法院审核，费用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百分之七十，赵伟昌负担百分之三十。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2590元，赵伟昌赔偿徐良经济损失人民币1110元。三、诉讼费50元，由《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负担35元，赵伟昌承担15元。
三、二审意见
两被告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上海文化艺术报》社称：已向作者作了调查核实，不存在“不尽核实之责”，且无侵害徐良名誉的过错，是鉴于对当今改革开放新观念的思考；要论责任也应追究消息之源《青年报》社。赵伟昌称，《索价》一文源于《青年报》社的陈保平，对“索价”消息是间接引述，而非直接表述，并是对“青少年问题研讨会”上透露的一条消息以及不同的讨论意见的如实记叙，意在探讨改革开放时期的新观念，不存在对徐良名誉的侵害。
中院审委会讨论，对《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赵伟昌构成侵害徐良名誉权无疑义。但对赔偿范围和数额有三种意见：一、徐良因名誉受到侵害，为进行诉讼的实际支出（包括个人、护理人员和律师），只要没有故意扩大损失，应全部由侵害人承担；二、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律师来沪费用非必需支出不予赔偿；三、除徐良及护理人员来沪诉讼的费用应予赔偿外，律师前来交诉状及法院通知律师来沪出庭的费用也应予以赔偿。审委会倾向第三种意见。
四、我院意见
根据案件事实和原审判决，我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否构成侵害名誉权。一种意见：有四人证明陈保平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者没有捏造事实，不能攻文章之一点，应当通观全文，文章不是以侮辱徐良为目的，而是对争议的讨论，是对研讨会进行纪实性的报导，意在改革开放时期对新观念的探讨，并没有掺进作者的个人意见，并且从文章发表后的结果看，社会上的反响也有两重性；即使“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与事实不符，也只是数量上的出入，不应对作者求全责备。因此不构成侵害名誉权。另一种意见：《索价》一文作者把“徐良开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作为“一条爆炸性新闻”，而事实并非“开价三千元”，更不是“少一分也不行”，文章严重失实，作者主观上为了新闻“爆炸”，客观上致徐良受到多方指责，已使徐良的名誉受到损害，造成了后果，符合构成侵权的法律特征，应确认侵害了徐良的名誉权。多数委员认为构成侵害名誉权。
（二）谁是侵害名誉权的主体。一种意见：侵权主体应是陈保平、赵伟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因为“索价”的不实消息源于陈保平，这已由与会者九人证明（五人不知情除外），陈保平不能以申明不宜外传和登报免除责任；而赵伟昌和《上海文化艺术报》社进行了传播扩散，三者都有过错，造成徐良名誉受到损害；因此应追加陈保平为被告，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种意见：陈保平虽否认讲过“徐良索价三千元，少一分也不行”，但与会者证词可以证明他讲过，鉴于他在会上申明不要外传和登报，且原审法院征询原告徐良是否追加陈保平为被告，而徐良明确表示不要追加，据此，可以不追加陈保平为被告。
三、赔偿范围。如果构成侵害名誉权，徐良依法可以要求赔偿损失，包括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徐良不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对由于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的范围意见不一。一种意见：对名誉权受到侵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同处理其他侵权赔偿案件一样，不应将当事人为诉讼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律师的车旅费、住宿费和伙食补贴计算在内，因此，徐良的经济赔偿请求不予支持。另一种意见：鉴于侵害名誉权案件的特殊性，被侵害人及请律师进行诉讼所支出必要的费用应酌情赔偿，即按国家规定出差的的车旅、住宿标准计算，乘飞机、住超标准宾馆、坐出租小轿车以及律师的伙食补贴一般不应列入赔偿范围，对原审判决赔偿金额须重新核定。多数委员倾向后一种意见。
由于此案影响较大，在适用法律上有不同意见，特此请示。
1989年5月30日